李青果完成新著《沈從文的雙城記：從文學邊城到學術邊城》，即將由中華書局出版，問序于余，我欣然應命。
回想起來，我和青果相識已近三十年了。1996年青果考入中山大學中文系，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學位，我當時負責中文系的研究生工作，對他的勤讀善寫印象頗深；2007年，我受學校之命，兼任《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主編，青果也在學報擔任編輯，我們的關系從師生變成同事。2008年，為了提高辦刊質量、增容學術和擴大交流，中大學報社科版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改版、擴版；制定了以“體現中國特色學術”為目標的辦刊旨趣，對封面、版式、印制進行了煥然一新的升級優化并采用新的文獻注釋規范，篇幅也由原來的128頁擴版到208頁，成為當時國內尚不多見的大型學術刊物。中大學報社科版的新思路、新風貌，一時間引起同行與讀者的廣泛關注和支持，在二次文獻轉載方面，很快從排名較后躍居全國高校學報的前列。在編委會與編輯部同仁的努力下，中大學報社科版入選教育部名刊工程、首批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資助期刊，連續三屆獲評“全國百強報刊”。這期間青果進步也較快，2008年獲得文學博士學位，2012年擔任主編助理，2014年升任副主編，2021年當選第十一屆廣東省高等學校學報研究會會長。
當時，我對中大學報社科版編輯團隊提出“敬畏學術、理解學術、服務學術”的要求，接受《光明日報》記者專訪，倡議“編輯不要妄談‘引領學術’”。理解學術和服務學術，需要和一流學者對話，這就要求編輯具有學者的素質，要了解何謂第一流的學術，何為有價值的前沿問題。有此素質的編輯才能具備敏銳的判斷力，才能有與前沿學者對話的能力。青果正是努力地成為這樣一名學者型的編輯。
青果的讀書很雜，可稱雜家，這很合適當編輯，而他的學術研究，也正是在“雜”的基礎上走向“通”的。我對一篇稿件的印象很深。當時學報開設了一個“中山大學與現代中國”專欄。2010年，由中山大學地理學者參與的“中國丹霞”成功申報世界自然遺產，我希望有人從現代學術史的角度對此加以研究，發表在專欄上。關于“中國丹霞”的稿件有一定的時效性，時間非常緊迫。但據了解，研究歷史的學者對于地理學不太熟悉，興趣也不大，而研究地理學的學者對撰寫學術史又不很在行，所以一時物色不到合適的作者。在我頗感為難之際，青果請纓，很快就撰寫了一篇《中山大學地理學者的丹霞地貌研究》，表彰近百年中大地理學者在丹霞地貌研究上作出的深厚積淀和重要貢獻，成為中山大學學術史的重要文獻。這篇文章涉及史、地知識，由文學之士來撰成，體現了跨學科的視野。這使我逐漸體會到，由“雜”而“通”的學術視野，打通學術與文學的邊界，正是青果獨特的學術追求。從2005年開始，青果就著手學術變遷與文學發展關系的研究課題。2013年他出版專著《學術變遷與近代文學的中國想象》，指出近代文學賡續古典中國“學文一體”“學者與文人一體”這一傳統，在古典學術的內部轉移和西學東漸的外緣影響下，學術變遷對文學轉型和民族性文學生產具有直接的推動作用。這部著作探討近代學術變遷與文學轉型，觸到了中國文學古今衍變的“內生性”問題，涉及古典中國學與現代中國學的連續性，豐富和拓寬了近現代文學研究的方法和視野。
青果的新著《沈從文的雙城記：從文學邊城到學術邊城》（以下簡稱《雙城記》）更是自覺而鮮明地張揚跨越學術與文學邊界的旗幟。他在書的前言中說：
沈從文創作了一部文學的《邊城》，又創造了一座學術的“邊城”。這個學術的“邊城”，就是他的物質文化史研究。這使他的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出現了“跨界”現象，事實上卻是他接榫于古典中國“學者而兼文人”的傳統，并成為這個傳統在現代中國的一道亮麗風景。
《雙城記》以“文學史”與“學術史”的融合視野，梳理沈從文的人生道路及其文、學跨界交織的軌跡，研究沈從文的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發生的深刻緊密聯系，闡發跨越文、史的現象在中國現代學術文化上的價值和意義。
在中國人文傳統中，學術、義理、考據、辭章本就渾然一體。近代以來，作家趨于獨立，尤其是分科治學以后，文人與學者漸至兩分。但是傳統的回力依然強大，推動不少作家或以學術滋潤文學，或從文學復歸學術，體現了文學與學術的多般“糾纏”。沈從文所處的時代，是古今折沖、中西碰撞的時代，舊學和新知，不同程度地匯集在這個時代的人物身上。梁啟超、王國維、魯迅、周作人、胡適、陳寅恪、郭沫若、朱自清、錢鍾書等，都在學術上、創作上和舊學新知發生各種各樣的聯系。青果把沈從文的文學與學術放到這個獨特的中國文化語境中，互相映照，顯示沈從文的“雙城”現象并非個別、孤立的案例，而是具有普遍而深刻的學術史意義。
《雙城記》視野融通。它把沈從文置于20世紀學術變遷中進行考察，揭示其身份轉型“淵源有自”。通過揭披史料，觀察沈從文在清末民國以來的古史新證、二重證據、整理國故、古史辨、民俗學運動、美術考古等學術思潮中表現出來的心態、心志和作為，描寫他的“學術養成記”。由于不囿于以書證書，沈從文重視實物（文物）證史，也因為愛好工藝美術，沈從文取向于美術考古。而文物的制作者主要是代表下層文化的普通民眾，這使沈從文在20世紀50年代唯物主義、人民史觀成為主流之后，很快適應潮流，把勞動人民的物質文化創造作為研究對象，啟疆拓土，取得豐碩成果。沈從文其實一向“預流”于現代中國新學術。這對于他文學創作的影響，是他在進行學術準備的同時，以取法繪畫、雕刻、玉器、瓷器等古代文物精致純粹的審美精神，形成創作上的技巧和風格，使其作品具有“文畫同一”的鮮明特色，創造出如詩如畫的美學意境，并表現出同情下層勞動人民的價值取向。這樣的論述頗有發覆之功。
學術研究的基礎是材料。學術創新既需要發現新材料，也需要重建視野，釋讀常見材料，有所“發明”。《雙城記》有許多精彩的發現和論述，就主要得益于作者獨到的學術史視野。在學術史視野的范圍之下，有關沈從文的一些常見材料的本義被激活，一些雖“目寓”而實“不見”的材料被發現并且呈現新的含義，因此可以提出新問題，進行角度新穎的解讀與闡釋，從而得出新結論。沈從文身份轉型的“具體情節”就是這樣被敘述出來的。青果利用沈從文不同時期的三個自傳，在文本對照之間細致委曲地鉤沉出沈從文從青年時期就立定的學術志向和樹立的學人品格，由隱伏到顯豁終至于完形的過程，是讓人信服的。又如沈從文在西南聯大講談文學之際，往往旁逸斜出，以繪畫、雕刻、瓷玉、絲帛等的治藝過程為文學創作的取法和準則，青果看到的是沈從文在文物世界的浸淫之深和學者身份的日趨自覺。只有在文學史與學術史的視野融會之下，才能彰顯出材料細節的特別意義。在漫長的歲月里，沈從文在各種文獻如自傳、書信、小說、散文、古詩、講演、訪談中，不時抒發古代文物對于他文學創作發生的深刻影響，他建構的“雙城”，就散置在這樣雜而多的“建筑材料”之中，等待著研究者去發現、提煉和重組，去作通觀的研究。
《雙城記》面對的材料是跨學科的：文學、史學、金石、博物、考古、書法文字、工藝美術等，研究者需要具備相應的跨學科知識背景和儲備。沈從文曾說他是由讀雜書而具備了種種雜知識，青果讀書也雜，在文史學術方面有一定的基礎和常識，由他來研究這樣的沈從文，可謂解語人。所以青果能貼緊作品和人物進行研究，盡量拉近與研究對象的距離，以意逆志，對沈從文使用多種資源和手段構建起來的文學世界產生同情之了解。比如討論“宋人畫本與《湘西》的抗戰敘事”，青果從沈從文描寫的風景與繪畫、歷史典故與當前時事的對話中，讀出隱伏其中的深意；又從古代畫史、畫論傳統，發掘出作家的寫作寄托。20世紀70年代沈從文下放咸寧五七干校，曾以五言古體撰寫“文化史詩”，生產出一批富有特色的詩體學術論文，研究它們需要文學史、文化史、藝術史等多種知識背景，缺乏相關的知識，很可能無從下手。青果論定這些詩歌既表現了沈從文的學術創新和對古典詩學的敬重，又為當代詩歌貢獻了新的品種。在這里，他的雜知雜識發揮了融通的作用。
青果從雜識尋繹融通，得以從多種材料中建構視野，沈從文的虛實作品、人生軌跡和世事變遷都成為他研究的“文本”。在文本和文本、文本和語境之間，進行比較周密的排比對照，鉤沉索隱，拼合出揭開問題的證據鏈，這是《雙城記》貫徹始終的一個思路與方法，對于解釋發生在沈從文身上的諸多現象頗為有效。僅舉一個小例：青果在研究1949年沈從文自殺事件的時候，是把這一事件和沈從文自殺之前寫作的表示其有志于從事文物研究的自傳《關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傳——一點幻想的發展）》，和自殺之后民主進步人士袁翰青參觀沈從文用力甚深的北大博物館，并致信鼓勵沈從文投入新中國博物館事業，合觀并讀，組合起來進行研究的。這樣就在文本、時勢和人事之間建立了有機聯系：沈從文是“以書言志”之后又“以死明志”，從而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機緣成熟，促成他人生命運的轉換。這是僅依據于當時的政局變化來研究沈從文身份轉型所難以做到的。它顯示沈從文在其身份轉型上的主動性，是對“沈從文轉型之謎”作出的新解釋。
青果的《雙城記》通過研究沈從文在文學與學術上雙軌并進的歷程，解答了沈從文何以成為沈從文這樣的看似簡單實則紛繁的問題。他的基本結論是沈從文在文學創作的同時一直進行著學術準備，兩者是互相影響的。沈從文的創作手法和審美理想浸潤著他學術積累時期的一系列心緒，其對古代文物制作技藝的學術理解影響了他的文學觀念，是形成他具有自家面目的文體風格、文學旨趣的重要因素。已有文學史著述的理論和方法尚不能對此予以很好的整理與復原，文學史敘述和“真實”的沈從文之間還存在一定的罅隙，《雙城記》通過視野融合和史料重組，盡可能地接近豐富駁雜的歷史實相，樹立起沈從文作為文學家和學問家的立體形象。
我讀了《雙城記》，掩卷而思，引發了一些聯想。
如果從“五四運動”算起，現代文學史也不過百余年，在悠久的中國歷史中，只是一瞬之間耳。但是，歷史的重要性并非由時間的長短來衡量的?，F代中國的時間雖不長，但正處于古今中外風云際會之時，學術研究方法極為活躍，學術視野相當開闊?，F代學者之杰出者往往能融匯古今之變，貫通中外之學，在更大的學術空間中討論文學。現代中國學學者有強烈的問題與方法意識，接連不斷推出一系列新問題、新方法，故可為治中國古典學者所借鑒。作為一名中國古典學學者，我一直關注中國現代學的研究。我認為，現代中國研究是古典中國研究的強大助推力，在許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比如，跨越文學史與學術史的鴻溝，這正是我讀李青果《雙城記》的最大受益與啟示。
(作者是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學術委員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