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現代民族國家，都有自己悠久的教育體系，何況中國這樣的文明古國；這就讓我們在書寫現代中國大學史時，面臨一個兩難的困境：是否承認其是因應西學東漸的大潮而發展起來的。到目前為止，大多數人認為，我們有很久遠的“高等教育史”，但沒有必要將任何一所大學的校史溯源到西漢太學、宋元書院。也就是說，不與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1088）等歐洲老大學比年紀，而更強調晚清以降中國人奮起直追，在教育體制創新、科研實力提升以及人才培養等方面取得的驕人成績。

眾所周知，中山大學的校史是從1924年鄒魯奉孫中山命創立國立廣東大學說起的。而國立廣東大學并不是白手起家，乃合并已有的廣東高等師范學校、省立廣東法科大學、省立廣東農業專門學校三校而成，第二年又有廣東公立醫科大學加盟。這個線索非常清晰，沒有人質疑。一方面，那是因為中大人普遍崇尚“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另一方面，我們更看重革命先驅孫中山親自創立且題寫校訓這一光榮起點。

某種意義上，這既是考辨史實，也是確認立場、高揚旗幟。中國大學的命名方式，絕大多數是所在城市/區域，或再加上專業方向，極少有以人物命名的。名校中唯有中山大學是個特例，無論中文還是英文名稱，都刻意提醒人們，這所大學是由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親自創立，并為紀念他的偉大業績而專門命名的。五年前，我在《中大的校魂》一文提及：“中山先生就是中大的?；辍淙烁?、其精神、其旗幟、其光環始終庇護著這所名校無數師生員工，督促他們逢山開路、遇水架橋，走過這艱難而又輝煌的九十五年?！辈皇钦f孫中山對于這所大學的規劃十分周密，相反，所論甚少；但作為一面旗幟，他代表了中大理想性的一面——不屈不撓，砥礪前行。

表面上，百年校慶的重心是回顧過去，但更重要的，其實是面向未來。我們是站在當下，借回顧往昔來馳想未來，以確定如何重新出發，以及怎樣勠力奮進。作為一所注冊地在廣州、布局三校區五校園的國內外名校，中山大學的文化基因起碼包含三個層次：傳統的嶺南文化、近代以后的廣東意識、近年迅速崛起的大灣區精神。四年前，我在京接受《百年中大·薪火相傳》口述史小組的訪談，被問及“中山大學馬上就要建校一百周年，巨變的中大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巨變的時代和國家，您對百年母校想說點什么嗎？”，我的回答如下——

中大辦在廣東，除了必不可少的國際視野與中國情懷，還有就是與地方文化氛圍相激蕩。整個廣東乃至大灣區的風格，若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生猛且務實”，關鍵在這個“且”字。務實而不保守，生猛而不莽撞，靠的是認清二者之間的張力，把握好分寸。少喊口號，多做實事，胸有大局，穩扎穩打，下一個百年，中大肯定能達成自己的目標。不過在我看來，比起“邁進世界一流大學行列”，更重要的是，為當代中國經濟建設及文化復興作出重大貢獻，這種寫在祖國大地上的文章更值得期待。

為什么要強調“廣東乃至大灣區的風格”，而不是更為激動人心的國際性呢？這可不是一時興起，而是基于我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學發展路徑的思考與辨析。

多年前，我曾針對關于北京大學辦學方向的紛爭，提醒人們，大學不只是生產合格的產品——比如學有所長的學士、碩士、博士，還必須融入并影響當代中國人的文化理想與精神生活。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整體的大學形象，是人文（或社科），而不是科學（或技術）。這不僅僅指‘教育’的學科定位，更包括‘辦教育’這一行為本身所蘊涵的文化理念。大學不只需要SCI或諾貝爾獎，更需要信念、精神以及歷史承擔。”正因此，回首百年中國大學——無論北大、中大，還是其他名校，“其迷人之處，正在于她不是‘辦’在中國，而是‘長’在中國——跟多災多難而又不屈不撓的中華民族一起走過來，流血流淚，走彎路，吃苦頭，當然也有揚眉吐氣的時刻?！保ā秶H視野與本土情懷——我的大學觀》）

總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的巨大成績，可以有很多論述方向，其中高等教育的迅速崛起，以及大批高素質人才進入科研及生產的各個環節，絕對是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遠的不說，單是觀察珠三角乃至大灣區最近四十年翻天覆地的變化，再看看歷屆中大畢業生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就很容易理解大學與社會共享共榮的雙贏格局。

我曾將中國稱為世界上規模最大、思路最復雜、最有可能影響全球教育發展思路的“大學實驗場”。在中國，不僅大學教授及教育行政官員，甚至大眾傳媒、普通百姓，也都熱衷于討論大學問題。那是因為我們的大學還沒完全定型，還有很大的可塑性。大家都相信，今天的討論，即便無法立竿見影，但也有可能影響日后中國大學的發展。也正是基于此信念，很多大學在紀念百年校慶時，都會邀請各方人物，暢談中國大學的未來——即便這些論述日后多數被證偽，或過于理想化，根本無法落實，起碼也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人們對于大學問題的思考與探索。

我曾選用六個蘊含巨大能量且充滿戲劇性的“關鍵時刻”,來描述中國人創辦現代大學的這120多年間的是非曲直、功過得失，那便是1905年的廢除科舉、1919年的學生運動、1937年的大學內遷、1952年的院系調整、1977年的恢復高考、1998年的大學擴招與爭創一流。大體上，二十年左右，我們就必須過一個坎。而在我看來，年輕一輩會覺得全球化乃理所當然，而像我這樣從冷戰走出來的，卻清楚地記得，良好的國際交往與精誠合作，并非天經地義，而是無數先賢努力的結果。今天的中國與世界，到底何去何從，存在很多變數，我們能做的，就是敏感于時局變化，并及時調整應對策略。

具體到校園生活，當務之急是重新理解世界大學發展路徑及基本格局，擺脫各種大學排行榜的羈絆，探索新的路徑及可能性。作為一所聲名遠播的名校，中山大學雖在各種排行榜上表現亮眼，但那絕非我們的終極目標。相對于我們曾經有過的輝煌，以及處于生機勃勃且前途無量的大灣區這一有利位置，我相信母校日后一定能更上一層樓。

最后請允許我回到自身。最近兩年，我不只一次應邀參與關于“大學，有什么用”的討論。因為，隨著人工智能的突飛猛進，對于古老的以傳授知識、培養人才為己任的大學——尤其是其中的人文學，構成了巨大挑戰。最激進的見解是，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大學”這一組織形式將徹底瓦解。而我更愿意相信，一千年來為人類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大學”，進入AI時代，仍會繼續發揮類似的作用。只不過技術迭代神速，世界日新月異，大學必須適應這一變化，不斷調整自己的辦學宗旨、學科體系、教學方式，以及培養目標等。

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從歷史記憶、文化闡釋、精神構建以及社會實踐等層面，思考“大學”是什么、有什么、還能做些什么。如今，我的直覺是，我們正面臨“大學”這一人類社會極為重要的組織形式發生根本性蝶變的前夜。思考中大以及現代中國大學的使命與愿景，必須放在這個大背景下來談論，才能有比較清晰的思路。（本文為陳平原教授在“慶祝中山大學100周年大會暨創新發展論壇”上的主題演講）

原文鏈接：https://epaper.nfnews.com/nfdaily/html/202411/16/content_10118078.html

（作者系學者、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