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2月4日，孫中山親自下令合并國立廣東高等師范學校、廣東公立法科大學、廣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創立國立廣東大學（以下簡稱廣大），成為大革命時期親手創辦的著名綜合性大學。1926年8月，為紀念創校者，學校改名為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中大）。2024年，中山大學隆重慶祝孫中山先生創辦中山大學10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親致賀信，勉勵中大人“要傳承紅色基因”。這一表述高屋建瓴，言簡意賅，需要從原初史實上加以具體而微地深化理解和論證。從國共合作的重要結晶，民族解放運動大本營，到“抗日大本營”，再到“華南民主堡壘”，直至1949年護校成功，成為“人民中大”，中大具有光榮革命歷史傳統和豐富紅色基因。限于篇幅，本文僅針對此前研究比較薄弱且極為重要的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重要結晶這一點，對中大初期所孕育的紅色基因源頭進行簡要述論。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曹天忠教授

一、學校創建是孫中山晚年教育思想升華和付諸實踐的結果

在孫中山看來，革命與教育之間的關系，有主次之分卻又相互促進，同時并進，因此他勉勵青年學生“讀書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讀書”。五四運動前，孫中山陸續依靠會黨、華僑、新軍、軍閥作為革命的動力均告失敗。在五四運動中，他敏銳意識到整個民眾的力量，尤其是生機勃勃的青年群體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重新思考革命的依靠動力培育問題。1922年陳炯明叛變，再次沉重打擊了孫中山，促使他開始更加重視教育事業，培養新式革命與建設人才。次年12月21日，他在今日中大南校園所在地嶺南大學懷士堂所作的《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著名演講中，反對做曹錕、陳炯明等新舊軍閥那樣的大官，強調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在白鵝潭耀武揚威等作為大事，蘊含了強烈的反帝反封建意志。他詰問：“我們推測為什么美國有這樣好的學校，中國沒有呢？中國何以不能自己創辦呢？”“事事都要派人到外國去學，這還不是件恥辱的大事嗎？”他希望“廣東省必要幾十個嶺南大學，中國必要幾百個嶺南大學，造成幾十萬或幾百萬好學生，那才于中國有大利益”。結合數日之前，孫中山已決定設立“國民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改省立的廣東高等師范學校為“國立”可知，國立廣東大學設立已呼之欲出了。

孫中山先生（1866—1925）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在廣東高師禮堂召開，正式確立國共合作。大會宣言提出：“自本黨改組后，以嚴格之規律的精神，樹立本黨組織之基礎，對于本黨黨員，用各種適當方法施以教育及訓練，使成為能宣傳主義、運動群眾、組織政治之革命的人才。”2月4日，孫中山正式下令創辦國立廣東大學。與此同時，孫中山先后16次以廣東高師禮堂為講壇，親自對學校師生以及國民黨的黨、軍、政人員系統地解釋新三民主義，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為創立廣大指明了方向。通過以上這些言論，尤其是關于教育促進革命的做法，即解釋學所謂的行動文本可知，廣大的設立既是孫中山革命教育思想升華的表現，更是落實第一次國共合作宣言的產物。

二、中國共產黨人是學校與學科重要創造者、建設者

孫中山決定創辦廣大后，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以及馬克思主義教育家許崇清等國共兩黨及全國學界名流成為籌備人。在第三次籌備會議上，許崇清起草并經孫中山頒布的《大學條例》，第一條明確指出“大學之旨趣，以灌輸及討究世界日新之學理、技術為主，而因應國情，力圖推廣其應用，以促社會道義之長進，物力之發展副之”，成為學校辦學的指導思想。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并重，結合國情實際需要加以運用，促進社會精神文明以及物質文明發展，很具先進性和前瞻性。孫中山逝世后，林伯渠、熊銳、沈寶同、畢磊、潘考鑒等共產黨員師生成為將國立廣東大學改名為國立中山大學的籌備人。孫中山蘇俄顧問鮑羅庭蒞校演講，勉勵中大的學生“不但要成為各種學術的專家，還要成為一個革命者”“使中山大學成為國家的大學，國民革命大學”。

1926年6月8日，籌備中山大學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紀錄

中國共產黨人在學科創設和發展上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首先，收回醫科教育權，建議創設地質專業研究所。1925年7月，有紅色醫生之稱的柯麟在周恩來的指導下，領導發動收回外國人控制的廣東公醫醫科大學教育權運動，將該校歸并為廣大醫科學院，使學校新增了醫科；不僅如此，學校還對醫學教育進行改造，包括取消與外國醫生的不平等合約、促進學校理論學習與附屬醫院實習緊密結合、實施免費贈醫義診制度、變貴族式醫院為平民化醫院等。收回教育權和平民化都是國民革命的應有之義。1927年，中共黨員、地質系教授王若怡“以現當北伐軍節節勝利，軍事進展之余，建設事業，亦亟應規劃，分別實施”，倡議設立兩廣地質調查所，“開辟礦產，以振興實業，而利民生”。該所兼具實業調查、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的職能，開展了以西南地區為主大規模全國性地質調查考察。在該所工作過的馮景蘭、謝家榮、陳國達等8人，先后當選為1948年中央研究院和新中國時期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其次，共產黨領導人為學校推薦一批著名進步學者擔任各科教授。1924年李大釗推薦張申府擔任廣大圖書館主任，這是僅次于校長的位置。1925年，時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負責人的毛澤東擔任廣大附中教員，講授高中“農工政策”課程。1926年，中共中央執行委員瞿秋白推薦進步社團創造社負責人郭沫若擔任廣大文科學長，成仿吾、王獨清、郁達夫、鄭伯奇等也隨之來校任教，創造社的活動中心因此由上海轉移至廣州，并與學校發生深刻淵源關系。陳獨秀與中共兩廣區委書記陳延年一起，介紹魯迅到中大擔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務長。時任中共中山大學文科支部委員的韓托夫回憶：“據我所知，當郭沫若先生一九二六年離開中山大學后，兩廣區委黨的組織曾派惲代英、畢磊和徐彬如等同志向學校當局提出要求聘請魯迅先生來中山大學主持文學系，結果學校當局是答應了。”原來號稱新文化運動兩面旗幟的郭沫若、魯迅來校任教，不僅存在前后接踵關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共產黨人推介的結果。

1926年，接任外國文學系系主任一職的郁達夫與郭沫若等教授在國立廣東大學（從左至右為王獨清、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

三、學校是黨進行組織創設、干部培訓和思政教育的重要陣地

學校及其前身是廣東共產黨組織的發源地和活動大本營。1921年3月，廣東高師教授譚平山和廣東法政學校教授譚植棠、陳公博等發起成立廣州共產黨小組。隨后高師附中教師譚天度、學生藍裕業、丁愿等，法政學生郭瘦真、郭壽華、沈寶同、沈春雨、林叢郁等先后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廣東早期為數不多的黨員。此后，廣大大力發展黨團員。擔任過學校黨總支書記的徐彬如回憶：“學校于1925年底成立了黨總支，邱啟勛任總支書記，下設文理學院、法學院、農學院、醫學院和雜務公社等分支。”以至于外省傳言“廣大為共產黨之大本營”。利用國共合作有利條件，開展干部培訓。1926年初，廣大黨總支在中共粵區區委領導下主辦粵區干部訓練班，陳延年講廣東黨組織建設，鮑羅庭講國際形勢，周恩來講軍運，羅綺園、阮嘯仙、彭湃講農民運動，鄧中夏、蘇兆征講職工運動，惲代英、沈寶同講青年運動，王一知、鄧穎超、蔡暢講婦女運動。“參加過粵區干部訓練班的同志，以后在延安黨校座談時，都認為這個訓練班實際上是黨校的雛型。”6月，國民黨廣東大學特別區黨部在校內創設政治研究班，“以訓練同志，造就干才”。研究班教授群體中，有惲代英、張太雷、阮嘯仙、熊銳、陳啟修、成仿吾、孫炳文、于樹德等中共黨員，并且他們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本校特別黨部設立政治研究班》（《國立廣東大學周刊》1926年第57期）

1924年12月，廣大正式成立“馬克斯研究會”，重視進步理論研究。邀請許崇清、胡漢民、謝瀛洲、周佛海等演講，探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之間的關系。中大一度被稱為“黨化最高學府”，此時“黨化”之黨是包括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進來的中國國民黨，與后來的專指國民黨的黨化教育不同。改“廣大”為“中大”期間，實施“黨化教育”是首要政治任務。1926年10月，廣州國民政府令“中山大學為中央最高學府，亟應實施純粹之黨化教育，養成革命之前驅，以樹建設之基礎”。12月，中大根據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要求組建政治訓育部，加強學生政治思想工作。該部兼容國共兩黨人士，可謂國共合作在組織上的一種表現形式，共產黨人發揮了重要作用。李濟深為主任，惲代英、施存統、何香凝、陳其瑗、何思源、徐謙、顧孟余為委員。鄧中夏、蘇兆征、羅綺園等共產黨員出任政治訓育部員。憑借和重視依托組織機構作用進行政治教育，這是學校在大革命時期整個黨化教育中明顯的特點和優勢。

四、學校成為國民大革命活動的重要空間場域

大革命時期，位于民主革命策源地廣州的中山大學一度以“促進國民革命”為重要任務之一，各種革命活動在學校發生、舉辦，號稱革命策源地之策源地，代表性活動至少有兩類。革命導師生卒紀念場地。1925年3月，創校人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廣大設置靈堂，廣州學界數萬人前來致祭追悼。次年3月，廣州各界人民舉行紀念孫中山先生活動，邀請國共兩黨重要人士林伯渠、沈雁冰、高語罕、鄧中夏、沈寶同、何香凝、蔣介石、譚延闿等13人，連續一周在廣大演講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歷史、政策思想等各方面內容。1926年1月21日，廣東各界團體在廣大操場舉行紀念列寧、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大會。軍政臺由高語罕報告，商學臺由惲代英報告，工農臺由張國燾報告。鮑羅庭、譚平山、鄧中夏、阮嘯仙等到會演講。1926年5月5日，為馬克思誕辰紀念日，團廣東區委、中華全國總工會、廣東省農民協會、廣東婦女解放協會等在廣大禮堂舉行紀念演講大會，邀請郭沫若、陳啟修、彭述之等演講馬克思生平及其學說。1927年1月21日，中大學生會等團體在中大操場舉行列寧逝世紀念大會，李濟深、孫炳文、鄧中夏等到會演講。

廣大設靈堂沉痛悼念中山先生反帝反封建集會舉行之場所。1924年12月23日，廣州反基督運動大同盟在廣大舉行成立大會，選舉廣大郭壽華、藍裕業等7人為執行委員。后邀請周恩來、廖仲愷等蒞會發表“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等演講。1925年6月2日，廣大學生會等聯合廣州工農兵學各界，在廣大操場舉行援助“滬案”的示威大巡行。1926年2月2日，廣東統一青年運動大會在廣大禮堂召開，惲代英、譚平山、沈雁冰等陸續到會演講。1927年2月25日，國際反帝武力干涉中國運動大會在中大隆重召開，印度、安南、緬甸、韓國、波斯等在粵的被壓迫民族團體參加，說明在中大舉行的反帝活動與世界被壓迫民族革命的相關性及國際性。

結 語

有人說過1924年初中國歷史上有三件互相關聯的大事，指的是在廣東高師禮堂召開的標志著國共合作開始的國民黨“一大”，以及為了落實大會宣言與決議而先后相差一個月設立的國立廣東大學與黃埔軍校兩個文武兄弟大學，兩校都是國共合作的重要結晶，孕育了豐富的紅色基因，廣大、中大因共產黨人參加籌建尤為突出。廣大是親手創建者孫中山晚年革命與教育思想升華和付諸實踐的結果；共產黨人與進步人士是廣大、中大重要創立者以及學科的設立、推動發展者。學校是共產黨人進行組織創設、干部培訓和政治教育的重要陣地，并成為國共兩黨共同發起的國民大革命活動的重要空間場域。正因為如此，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后，中大被開除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以及嫌疑師生員工高達489人之多，約占全校總人數的四分之一。這也從反方面證明中大紅色基因豐沛與強大。這是一種既不同于如華北大學那樣純粹紅色基因，亦非在某一大學發展過程中注入的紅色文化，而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新的糅合型紅色基因。它奠定了1949年以前中大紅色基因進一步發展的源頭血脈，成為中大精神寶貴而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格外值得珍視和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