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新聞網訊（通訊員朱奕蒙）第三產業占比上升是一個廣泛存在的現象。關注產業結構變遷的文獻大都是從宏觀視角展開的，并將其原因歸納為恩格爾效應和鮑莫爾效應等。不過，產業結構變遷是企業微觀行為的宏觀表現，還需要從微觀視角進一步探索。

從微觀的視角來看，近年來，一個可以觀察到的新現象是，新進入第三產業的企業數量激增，推動了三產占比快速提升。具體而言，在2002-2012年間，不論是所有企業中的第三產業企業數量占比、還是新增企業中的第三產業企業數量占比，都基本保持不變；但2012年之后，新增企業中的第三產業企業數量占比從2012年的71.2%提升至2019年的79.6%，增加了8.4個百分點。相應地，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和就業人數占比分別上升了8.8個百分點和11.3個百分點。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畢青苗博士后、徐現祥教授、陳希路博士后與佛山科學技術學院朱奕蒙博士合作的論文《商事制度改革與產業結構變遷：微觀視角》于2022年1月在經濟學中文頂級期刊《經濟研究》發表。文章認為，2012年開始實施的商事制度改革可能是解釋進入第三產業企業數量占比大幅提升的原因之一。黨的十八大以來，商事制度改革從制約百姓投資興辦企業的第一道門檻改起，持續放寬市場準入、創新市場監管，是近年來企業準入環節最為重要的制度變遷。根據全球營商環境調查報告，我國開辦企業的步驟已經從2013年的11步縮短至2019年的4步，耗時從2013年的32天縮短至2019年的8.6天。

基于此，在理論上，本文嘗試把商事制度改革引入Melitz（2003）的模型，以準入成本的降低刻畫市場準入辦事門檻的下降，證明了市場準入辦事門檻降低將對資本密集度不同的行業產生異質性的影響。具體而言，商事制度改革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將促使更多新企業進入資本密集度較低的產業。因此，商事制度改革具有結構效應。

在實證上，本文主要采用開辦企業的辦證度量市場準入辦事門檻。從商事制度改革的實踐看，改革不斷深化“證”“照”功能關系，先后推出了“先照后證”、“三證合一”、“五證合一”、“多證合一”等典型的“減證”措施，辦證個數的多少代表了企業開辦時面臨辦事門檻的高低。另外，本文還使用企業辦證耗時、企業注冊耗時等度量辦事門檻。數據來自作者團隊的全國實地調研。具體而言，在2018年和2019年，赴全國24個省、110個市進行了兩輪實地調研，在政務服務中心隨機訪談前來辦理業務的企業代表，成功訪談并收集9654份樣本。

基于一手實地調研數據，本文發現，與理論模型的預期一致，商事制度改革降低市場準入辦事門檻、促使更多新企業進入第三產業，具有結構效應。具體而言，企業辦證個數每減少1個，進入第三產業的企業占比增加約0.5個百分點；注冊耗時和辦證耗時每縮短1%將使得進入第三產業的企業占比分別增加約0.6和0.4個百分點。

另外，本文還識別出商事制度改革結構效應的一些特征。比如，在行業上，改革主要影響消費性服務業；在時間上，改革主要影響企業生命周期最初的1至3年；在程度上，結構效應隨著辦事門檻降低而遞減等。

本文的工作揭示了，產業結構變遷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商事制度改革為產業結構變遷注入了巨大的微觀活力。不過，從微觀視角看，產業結構變遷既要大量新企業的便利進入，又要在位企業的高質量成長。本文主要是考察了前者，后者顯然值得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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