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紀”里，我一直不太習慣使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遣詞，因為這會讓我覺得自己無端地與“八十年代”拉開了距離。于我及同齡者——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人而言，“八十年代”絕非僅具時間紀年的義含，她永遠是過來者重溫理想的“根據地”，更是六十年代人青春與氣質的萌生期。在“八十年代”，我們這一代人遲緩而生怯地發育，而最相宜的環境，莫過于大學校園，那是青草如斯、綠意仍然的康樂園。

我雖然早在八十年代初年即進入中山大學哲學系讀書，但上述意義的“八十年代”，事實上遲至八十年代中方拉開帷幕。也許，其標志性事件當屬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來叢書”的出版，我仍記得列為該叢書之首的是當年幾乎人手一冊的《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自此往后直至八十年代末，熱烈討論中國傳統文化劣根性、比較中西文化特質以及文化救國論的期刊、書籍、電視節目林林總總，年輕學子在課堂、宿舍有關“文化”的辯詰也是激越難休，“文化熱”正如火山溶巖，流到哪里，哪里就硝煙頓起，火光一片。不過，即便是在這“如火如荼”的八十年代，我依然領受到另一縷似是“不合時宜”的清風。

1985年初臨本科畢業，按當時的情勢，許多人自然想到繼續報考碩士研究生。當時中大公布了一批免試和推薦加考試的應屆畢業生名單，我忝列“推薦加考試”。不過，當年本系中哲史專業似乎無招生計劃，我準備報考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的中國哲學史專業。填完報考表格后不久的一個下午，馮達文老師興沖沖地踩著單車，到東七學生宿舍四樓找我，說李老師（李錦全老師當時任系主任）決定今年系里繼續招中哲史研究生，希望我和同班同學邢益海（也屬“推薦加考試”，他報考的是北大中哲史專業）改報本系，動員我們倆不要走。我們最終聽從了馮老師的建議，改報中大哲學系。

作者隨李錦全（右二）、馮達文（右一）、陳少明（左一）老師赴開封參加

“宋代哲學與中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時，在龍亭公園留影（1993年3月）

85年春夏之交的一個夜晚，雨后康樂園蛙聲如潮，我和同班同學邢益海、黃家章等突然興起，決定結伴造訪李老師。從學生宿舍所在的康樂園東區往西區走，我們踏著一路的空濛，終于尋到了修竹掩映下的一棟紅磚平房，小巧的開放式的庭院里擺著石桌石凳，那是李老師的家。面對不速之客，面對我們一系列急切的提問（無非是一些大而無當的八十年代式問題），李老師輕搖大蒲扇，笑瞇瞇地作簡略應答，臨走時給我們每人送了一本書，叫《哲學史論文集》（時逢中大60周年校慶，文史哲各系都將老師的論文結集在中大出版社出版），其中就收有李老師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1983年第3期上與任繼愈先生討論儒學是不是宗教的大作，名為“是吸收宗教的哲理，還是儒學的宗教化”。

1987年春季，李錦全老師給中哲史85級研究生開課，那時系里沒幾個中哲史研究生，計有邢益海、鄭文江、劉興邦和我，但聽課的人不少，除遠從四川攀枝花來的任劍濤兄和從蘭州大學來的李少惠這兩位年輕的進修教師外，還有中文系84級研究生蕭小紅、85級研究生鐘蘊晴、鐘玉明、藍建璇、張連順、海帆和歷史系85級研究生葛建萍、徐素琴等。李老師以文史哲兼通名聞中大，況且在座的學生又來自文史哲各系，所以李老師在講授時屢屢強調做學問一定要打通文史哲。上課地點設在哲學系（今研究生院辦公樓）二樓西側的中哲史教研室，房間不大，每節課都是濟濟一堂。

春夏之交，天氣雖有點悶，但還不至于出汗，所以大家并不覺得有打開吊扇的必要。特別的是，李老師上課時總是搖著那把大蒲扇，我以為他怕熱，就及時打開他頭頂的吊扇，吊扇呼呼轉起來了，但李老師全然不理會，還是一邊講一邊輕搖大蒲扇。那時我才領會到，李老師其實并不看重他的大蒲扇的實用功能，他喜歡的是大蒲扇于無言間的輕搖曼擺。這樣的妙境，正適合他給我們講《壇經》，也適合我們讀《壇經》。

臨1987年春季學期結束之際，李老師也把《壇經》講完了。他問大家愿不愿去曲江南華寺游走，大家自然稱好。5月底，大家隨李老師坐上開往韶關的慢車，夜宿南華寺。次日又驅車仁化，傍晚抵丹霞（山），于蔥木碧流間品茗小酌。次日天色將明未明之際，十來個弟子擁從李老師攀登，觀丹霞日出。晨風旭日下，我又看到了李老師扇不離手。大蒲扇又輕輕搖動起來，融進云霧漫涌的天際。

1988年夏季，我碩士研究生畢業，并考取李錦全老師名下的中哲史專業博士生。那時，黎紅雷兄已隨李老師讀了一年博士課程，因他是在職博士生，學制為四年，所以，我們倆得以一道在李老師家上課。李老師的家已從西區的平房搬到同在西區的另一棟二層紅磚樓，門前有兩三株蒲桃樹，院里長些青苔，李老師住一樓。

作者博士論文答辯會，從左到右分別為李錦全教授、曹礎基教授、蕭萐父教授（主席）、吳熙釗教授、姜伯勤教授（1991年6月15日）

作者博士論文答辯會結束后與答辯委員會老師合影

前排右二為李錦全老師

我和紅雷兄都到李老師家聽課，李老師講課前總以和我們談論時弊作開場，談資大多來自李老師自費訂閱的《羊城晚報》。有趣的是，李老師并不作抨擊泄憤狀，他只是給我們傳達了世相的離奇怪誕，人心的貪欲無度。隨后話鋒一轉，說，“好了，我們還是講我們自己的吧”。那段時間，我們主要隨李老師讀宋明理學。我理解，理學不就針對一個“欲”字嗎，李老師似是無意間的談笑，恰可把我們領進理學家們的具體處境。每次授課結束，李老師總是起身將我們送出門外，我每次回頭望去，見到的是同一幅畫面：蒲桃樹下，青苔院里，含笑不語的李老師，還有那把不變的大蒲扇。

李老師的書房里掛有本系李五湖老師書贈條幅，“看庭前花開花落，任天上云卷云舒”。李老師在《思空齋詩草》“自序”里自道：

“去留隨意，與人無愛亦無憎；物我均忘，孰解是空還是色。”

我想，不管是庭花開落、天云卷舒，還是物我均忘、空色雙譴，全見于李老師那把從春夏搖到秋冬并穿越火熱嘈雜的八十年代的大蒲扇。

中山大學1991屆博士畢業生與導師及校領導合影

前排右一為李錦全老師

（此文原載《春風講席——李錦全教授八十壽辰紀念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