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早期文體學，是指先秦兩漢文體觀念與理論，這是與魏晉南北朝所形成的成熟、系統的文體學相對而言的。在早期文體學階段中，先秦時期是文體觀念發生的時代，而秦漢時期則是從觀念向理論發展的時代。
文體學是在文體的基礎上發生的。早期文體系統形成于何時？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看法，主要有“戰國說”與“東漢說”兩種。章學誠持“戰國說”，《文史通義·詩教上》認為：“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后世之文體備?！眲熍鄤t持“東漢說”，認為“文章各體，至東漢而大備。漢魏之際，文家承其體式，故辨別文體，其說不淆”。這兩種說法，明顯不同，學術界對此有不少探討。在筆者看來，兩種不同看法與彼此語境不同、所據理論立論重點不同是相關的。
章學誠“戰國說”是在《文史通義·詩教》中提出來的，這是其理論語境。他說，戰國之文“其源畢出于六藝，人不知也”。章學誠“出于六藝”之說，前人所述甚多，他的說法正是在劉勰、顏之推等文體原于五經之說的理論基礎上加以演繹的。他又進一步提出：“后世之文，其體皆備于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詩》教，人愈不知也。”他認為文體之源多出于《詩》教，這種觀點是建立在其系統的經學學術思想上的，他在《立言有本》中說：“史學本于《春秋》，專家著述本于《官禮》，辭章泛應本于《風詩》，天下之文，盡于是矣?！闭聦W誠將中國傳統學術分別系于六經，其中的傳統辭章學之所本歸之《詩經》，而強調辭章之“比興之旨，諷喻之義”。這正是他把文體之源多歸于《詩》教的原因，是他的獨到之見。劉師培則是在“論漢魏之際文學變遷”這一課的篇末提出“文章各體，至東漢而大備”之說，這是其理論語境。早期文體與制度的關系極為密切，如果說，先秦時代的文體直接和當時禮制產生關聯，秦漢以后的文體，則與職官制度有直接關系。劉師培所說的“文章各體，至東漢而大備”，就實用文體大備而言，與秦漢以來的職官制度有密切聯系。這些制度各為其系統的話語體系，其中就涉及對文體的掌握與應用。因為職官職能的需要，與之相關的大量文體應運而生，并形成一個較有系統的公牘文文體體系。王充說：“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边@種職官制度對于維持漢代國家治理起了重要作用，在這個政治語境中，官員要處理政務就必須熟悉掌握相關的文體形式。
兩人的具體語境不同，章學誠追溯后世之文體淵源于戰國，劉師培則論漢魏文體大備的盛況，兩人的出發點略有區別，其重點與結論也就有所不同。如果我們透過字面，綜合章學誠與劉師培兩人的觀點，更圓融、更全面地理解，可以說，后世的文體來源于戰國，至東漢而文體大備。
“文體觀念的發生”主要研究文體觀念發生的原因、途徑、形態與標志，是研究中國早期文體學首先要面對的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坝^念”是與“理論”相對而言的，特指那些尚未形成比較完整系統的理論形態和明確理論表述的意識或感覺。文體觀念的發生，主要是文體分類觀念的發生。分類是人類思維與社會發展的基本而又重要的活動，通過分類給予紛繁復雜的現實以秩序。文體的“發生”，就是將此前混亂的語辭現象秩序化。早期文體觀念或意識可能表現在具體的文體文本的形式之中，也可能在文本之外，比如在文體分工、文體運用、制度設置、禮制約束等方面，間接表現出文體觀念來。這種判斷導致對早期文體學研究的思路、取徑與取材與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它不是先去尋找古人對于文體的論述，而是從早期文體的生成入手，考察文體運用背后的文體觀念。這既前推了文體學史的研究時段，又增加了對早期文體學研究的難度：它并非簡單引用幾句有關文體的現成古語，更要在現存古老復雜的文字、文獻中，揣摩、體會和把握其深層的文體意味。
研究早期文體學主要的路徑和方法是：
從早期文字考察文體觀念的發生。中國文字是中國文學和文體的存在方式。從一些古文字的構形與淵源流變入手，可以考察文體的原始狀態、形象與意義，考察古人對文體最為原始的感知與文體觀念，也可以看出古代文體形成、命名、分類乃至文體觀念演變的一些規律。比如說，從文體學角度看，同屬一形符或部首的文體用字，也反映出某種共通的文體特性。在所有文體名稱中，屬于“口”“言”等部首，與言語相關的文字占了壓倒性分量。這種特殊現象反映出中國早期文體形態是以語辭即口頭形態為主的，而口頭性、言語性，正是早期辭命文體形態的基本特點之一。所以，部首的歸屬，反映出古人對文字原始意義在類別上的理解。漢代經學興盛，小學類著作如《爾雅》《方言》《說文解字》《釋名》等重要字書，既是研究文體語義和語源的重要史料，也反映出當時人對文字本義理解的集中反映，對于考察文體史和文體觀念具有獨特的意義。
從禮制文化、職官制度考察早期文體學。在早期禮儀制度設計中，對文體特定的使用主體或施用對象、使用場合和功能、表現內容與措辭等都有比較明確的規定，這些規定就反映出當時人們的文體觀念。如《禮記·曾子問》云：“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边@就是對于誄體使用主體的禮制規定。中國古代文體學向來重視“辨體”，辨體是文體學研究的首要問題和基本問題。在先秦時代，辨體與辨禮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古代文體有尊卑之分，這與禮儀包含的尊卑之別的意識有密切的關系。早期一些文體的分類是對禮學分類觀的延伸，“合禮”與“得體”的批評，則將禮學的價值判斷運用到文體批評中。在政治制度方面，各種對于官吏職責的記載，有些也直接與文體相關。如《左傳·襄公十四年》：“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逼渲杏行┮呀浬婕肮倮袈氊熍c文體之間的對應關系。在中國古代職官制度中，有一些職官名稱就已經標示其職責與文體之直接關系。這種制度安排的文體指向性，體現了古人對于文體實用功能的認識，是早期文體觀念發生的途徑之一。在先秦時期，制度設置是文體生成的重要來源，與文體觀念的發生亦有密切關系。制度的構建與官守職能的分工，必然對文體觀念產生重要影響。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先秦時代，秦漢不少文體的產生與當時的職官制度也有直接的關系。如諫議大夫與“諫”“議”，議郎、議曹與“議”，太祝令、祝人與“?！?，大予樂令與“樂”，奏曹與“奏”等，這些職官名稱本身就包含了特定的文體類型或話語形式。
從詩樂、典籍歸類研究早期的文體觀念?！渡袝虻洹罚骸霸娧灾?，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边@涉及藝術內部的分類與差異，對文體分類有啟示作用?！对娊洝贰帮L”“雅”“頌”分類，即包括了編者文體分類觀念。又如《尚書》編纂也多體現文體分類觀念。從先秦到漢代，典籍的存在、流傳形態發生了重大轉變。劉向父子對圖書的系統整理以及班固《漢書·藝文志》的撰著，對典籍有意識地辨別類分，其中就涉及文體分類觀念，對后世文體學追源溯流、囿別區分的觀念產生深遠影響。
從文獻稱引、行為稱名考察文體觀念的發生。在文章尚未獨立的時期，人們有很多言論或作品是通過各類著作的稱引而保存下來的。對于一個獨立的文意單位，當要稱述它時，就要通過引用的方式。早期的文體觀念也可以在記敘或引用之中反映出來。如《尚書·盤庚》：“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吁眾戚出矢言?！薄蹲髠鳌ぐЧ辍罚骸跋乃脑录撼?，孔丘卒，公誄之曰……”這里的“矢（誓）”“誄”等，表面看來只是記敘一種行為或言語方式，但本質上是對這些行為或言語方式的認定與稱名，體現了古人對于文體的某種集體認同。
從古人的命篇與命體探索文體觀念的發生。人們對“篇章”從無意識到有意識，在理論上有重要意義。文獻從無篇名至有篇名，篇名的出現從偶爾到普遍，經過了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為文獻加上標題具有強烈的文獻整理、儲存與傳播目的，而且也是文體認定與命體的前提。命篇首先要對該文獻結構的完整性有比較清楚的認識，或者理解每一段文獻的獨立性、有將某一段文獻標志出來或區分彼此的需要，才能為有獨立文意的文獻加上標題。標題設置在文獻上標志了篇的獨立性，也反映了時人對篇的內容、結構乃至其文體的認識。對篇章的命名與命體，是文章學與文體學發展的重要標志。
追尋經學與文體學的邏輯關聯。在中國古代，“文本于經”的內涵在很大程度上是“文體本于經”，儒學典籍保存了早期許多文體和文體觀念的史料，所以經學也是文體學的淵源之一。經學對于文體學的影響，主要包括文體分類與文體歸類兩個方面。兩漢經學鼎盛，在先秦儒家經典的箋釋和訓詁中，不少文獻涉及對早期文體以及相關名物制度的研究，比如，鄭眾與鄭玄在箋釋《周禮》中涉及不少早期文體，比如，從先秦禮制的角度闡釋了“六辭”、盟誓等文體的淵源、特色與作用，具有語源學和文體學的意義，儒家的經學開拓了研究早期文體的路徑，在文體學史上具有獨特的意義和深刻影響。
從創作活動中考察文體觀念。在古代文體學中，有些是以理論方式正面闡釋文體的作用、功能、適應場合與風格要求等，如蔡邕《獨斷》對于各種文書文體的闡釋；有些則是古人在創作實踐中流露出來的文體規范意識，如果將其與相關的文論結合起來考察，可以從中考察古人在創作深層的文體觀念。比如，漢人文章寫作中的文體摹擬就明確地透露出當時人們對于所摹擬文體的理解。一種文體在摹仿過程中不斷被人們所意識、所強化，進而成為被大家所遵守的體式規范，成為讀者的一種閱讀期待，這就反映出人們對某一文類有了明確的觀念和認識。比如，東漢之后，出現對枚乘《七發》的大量擬作，這類摹擬作品在標題上都冠以“七”，在結構程式上，都設主客之問，敷列七事。其體制體式也漸趨穩固，因循而成“七”體。
在中國古代文體學發展史上，關于早期文體與文體學的研究具有獨特的意義。中國文體學是層累形成的，其最深層的就是“早期文體觀念的發生”。它是中國文體學理論及體系形成的基礎，也是其特色形成的“基因”。“早期文體觀念的發生”是尚未開墾的學術領域。多年以來，文體學研究往往只研究理論形態，而少考慮觀念形態。“早期文體觀念的發生”是中國文體學的發端，也是文體學發展史的前提與基礎，許多文體學問題都可以追溯到早期文體觀念的發生。椎輪大輅，踵事增華。溯流窮源，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國文體學的整體特性。自魏晉南北朝到明清，基本都是在早期文體學的觀念與框架上逐漸發展起來，并不斷深化、系統化和精密化。通過文體觀念發生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國古代文體學的特性，是基于中國人獨特的語言文字與獨特的思維方式之上，基于禮樂文化與社會制度等背景。研究早期文體與文體觀念的發生，不但對中國文體史與文體學史具有比較重要的開拓意義，對于中國文學批評史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總括而言，先秦兩漢時代是早期文體學從文體觀念發生逐步向文體理論形成的發展過程。到了魏晉南北朝，才形成有體系的、成熟的中國古代文體學。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以集部為中心的文體語境，這個時代建構了系統的文體譜系，還形成“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文體學研究的經典方法論，《文心雕龍》標志著中國文體學與文章學的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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