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勒，1983年至1986年就讀于中山大學人類學系人類學專業，獲博士學位。現為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尊敬的各位校領導、敬愛的各位老師、親愛的各位同學：
        今天我們又一次迎來一年一度的中山大學畢業典禮和學位授予儀式，我衷心感謝中山大學邀請我參加如此隆重的母校畢業典禮。因為我也是28年前中山大學畢業的老學生，我很珍惜“中山大學畢業”這幾個字的榮譽。沒有28年前我在中山大學三年多的學習生活和嚴格的科學訓練，也不可能有我今天的一切榮譽和自豪。尤其是今天，無論我走到哪里，頭上總是頂著一個耀眼而又摘不掉的光環，這就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個人類學博士和藏族博士。我是一個藏族人，我家鄉的父老鄉親，我們周圍聚集的許許多多好朋友，他們大多不一定知道什么是人類學，但每當得知我是中山大學畢業的，而且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個藏族博士和人類學博士，就肅然起敬，為我感到驕傲，甚至認為“我是整個民族的驕傲”。
        多少年來我在這兩頂光環下成長、壯大、變老。如果實話實說，我長期為此忐忑不安，因為我個人覺得自己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本事和能力，也沒有值得炫耀的特殊貢獻。要說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我趕上了一個好的時代，這就是改革開放的時代；我進入了一個好的大學，這就是中山大學；我遇到了一個好的導師，這就是梁釗韜教授；我學了一個對我們少數民族很有用的專業，這就是人類學。
        在過去28年里，每當我在國內外獲得什么榮譽，得到什么獎勵，我就會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在中山大學學習的日日夜夜。我永遠也不會忘記，是在中山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系統學習，使我從一個來自“世界屋脊”的懵懵懂懂、愣頭愣腦的小伙子，變成了一個“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從中大畢業后第五年，即1991年1月，在莊嚴的北京人民大會堂，當江澤民總書記親自把國家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授予的“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榮譽證書頒發給我的時候，他接過我敬獻的哈達，對我說：“你是藏族，是學人類學的”。是的，我是藏族，而且是一個出生于農奴家庭的藏族后代，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改革，我最多是一個會念經的小喇嘛，能吃飽肚子就不錯了，更不可能有什么第一個藏族博士的榮譽和光環。
        是的，我是學人類學的，如果沒有苦口婆心、誨人不倦的中大老師們的教導，沒有全心全意指引我進入人類學學術殿堂的慈父般的導師梁釗韜教授，我也不可能有今天“研究員”“教授”“博導”等頭銜和“研究藏族文化的開拓者”“中國藏學領軍人物”等榮譽；也不可能作為“為發展我國社會科學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學者，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表彰證書和政府特殊津貼；當然更不可能在2005年4月30 日上午再次進入莊嚴的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共中央、國務院隆重召開的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并以學術身份榮獲國務院授予的“全國先進工作者”榮譽稱號以及“五一”勞動獎章。
        正是在中山大學校領導的無微不至的關心和許多老師的悉心指導、嚴格訓練下，我生平第一次開始系統學習人類學、考古學、歷史文獻學、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甚至還包括體質人類學、語言學這些從未接觸過的新鮮知識。我的目光中從此不再是一個高原、一個民族，而是整個世界、整個中華民族。從此我從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宏觀大局看待我們自己民族的源流，在國內外發表了《略論藏族古代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化的歷史淵源關系》等100多篇漢、藏、英三種文字的學術論文和十多部學術論著，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了藏族文化與中華文化的淵源關系。
        我知道，我是一個學者，我必須客觀公正地論證研究課題；但我又是一個被中國共產黨解放和培育了多年的老黨員，我必須站在黨的立場上，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而奮斗。這是否是矛盾的，但在我的身上必須是統一的。正是因為如此，我的很多著述和演講中不由自主地傾注了我的拳拳愛國之心和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的堅定意志。
        我不得不承認，我是一個藏族的幸運兒，我趕上了一個中國改革開放的好時代，我比別人有更多機會應邀前往世界各國講學、參會、交流。自1987年起，我先后應邀出訪美、英、法、日、俄、奧、德、匈牙利、丹麥、挪威、瑞士、澳大利亞、加拿大、菲律賓等20多個國家和臺灣、香港等地區。除了參加各種國際學術會議和講課之外，1995年3月，我很榮幸作為中國非官方組織（NGO）的專家代表，出席了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舉行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大會；1997年應邀出席了聯合國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的世界社會經濟發展首腦會議；2000年3月參加了由世界銀行和亞洲發展銀行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辦的“亞洲地區處理社會內聚與社會沖突”的高級學術研討會等等。
        那么，我為什么有如此多的機會出國學術交流呢？第一，我在中大學習了一個很好的專業——人類學，這是一個西方國家非常流行并重視的專業。第二，我在中大外語的學習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對外交流有了語言這個重要的工具，為此我特別感謝中山大學三年半的學習中對我外語的高標準、嚴要求的訓練。第三，我研究的對象在國際上關注度很高，這就是“西藏問題”。1988年我第一次到美國訪問，面對80多人的演講題目就是“農奴制還是香格里拉？——真實的西藏”。我用人類學田野考察的第一手資料和不太流利的美式英語，完成了第一次艱難而又極為敏感的學術報告。會上熱烈的掌聲令我感到欣慰和自豪。從此我在國際學術界飛來飛去，逐漸成為一個國際知名的學者。參加這些對外學術交流活動，既提高了我的學術水平，又明顯拉近了我們國內藏學家與國外藏學家之間的距離，拉近了海外藏胞與祖國的距離。應該說，在涉藏對外交流方面開創了新的交流模式和更加有效的宣傳方式，充分發揮了我們非官方的超脫、自由、無拘束、靈活主動的民間學術交流特色，以學術交流和合作為切入點，寓政治和宣傳于學術之中，充分發揮了我作為一個藏族科研人員在對外宣傳西藏和反分裂斗爭中的特殊優勢，為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做出了我應有的一點貢獻，得到了中央領導的多次表揚。但這一切如果沒有在中山大學期間外語學習和人類學專業的學習基礎是根本不可能的。
        今天，我很遺憾我的導師梁釗韜教授不能參加典禮，但他給我留下畢業題詞我一直珍藏在身邊，他期望我：“為發展我國人類學而勇攀高峰”。我知道，以我的能力和年齡，今生不一定能攀登高峰，但我依然在努力、依然在奮斗。近十多年來，我一直在一些大專院校兼任博士導師，為培養中國馬克思藏學家和人類學家而辛勤耕耘。尤其是2011年從行政崗位退下來以后，為了不辜負梁釗韜導師的期望，我已經全身心地投入到培養中國藏學和人類學接班人的教學工作中，為中國藏學和人類學的發展發揮一點余熱。我樂此不疲，至少我要對得起在中山大學榮獲的兩個“第一”的光環吧。
        從今天起，在座的許許多多同學與28年前的我一樣，即將離開母校，走向社會、走向工作崗位。此時此刻，我作為中大畢業的老學長說幾句發自內心的話：人生要有理想和信念，學問要有深厚的功底，做人要有道德和情操，工作要有干勁和精神。有了這幾條，你無論走到哪里，都是一個受歡迎的人，是一個有用的人，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大畢業生。
        謝謝大家！扎西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