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中山大學是大名鼎鼎，人所皆知。但如果問起鄒魯是誰，或者知道他的人不多。其實作為國民黨元老人物的鄒魯與中大關系密不可分。鄒魯（1885年—1954年）原名澄，字海濱，號澄廬主人，廣東大埔人。1902年起，鄒魯就讀韓山書院、廣東法政學堂。后加入同盟會，參與多次反清起義。1923年，鄒魯任廣東省財政廳長，次年籌辦廣東大學（即中大前身）并擔任首任校長。
1935年中山大學石牌新校南門
1932年2月1日鄒魯就任中大校長
壹） 首任廣東大學校長
1924年，大元帥孫中山在廣州創建兩間學校，有人說它們是“一文一武”，所謂武是指黃埔軍校，文即中大的前身廣東大學。是年2月4日，孫中山下令將廣東高師、廣東法科大學、廣東農業專門學校合并為國立廣東大學，任命籌備委員35人，鄒魯為籌備主任。6月9日，孫中山任用鄒魯為首任校長。建校初期，新生竟無宿舍居住，鄒魯打報告給孫中山說，如果讓學生在校外散居，一是旅舍價值高昂，二是社會習染惡劣，這些都對學生不利。但考慮到一時沒有財力建筑宿舍，時間也來不及，是否可以讓學生到學校后門對面的番禺學宮（即今日“農講所舊址”）暫住。當時番禺學宮為中央直轄第三軍軍長盧師諦所部及湘軍病院駐扎，鄒魯請求將其移駐郊外，騰出寬大堂屋為學生宿舍。6月21日，孫中山下令撥番禺學宮堂屋為國立廣東大學宿舍。
6月27日，國立廣東大學校長就職禮及原三校應屆畢業生典禮在文明路大鐘樓的廣東高師禮堂舉行，胡漢民、陳樹人、許崇清、程潛、張繼等數十位官員及兩千多位原三校的學生參加，鄒魯行完就職禮對畢業生說：“勿忘母校，時以所得之學問或良好之方針貢獻于母校。至其為社會服務者，則望勿拋棄其所學，須以在校所得之學問改良國家，改良社會。”鄒魯在廣東大學籌建初期，一直強調該校要“宣傳黨義、養成黨才”，乃至辦成“黨之大學”。事實上，早期廣東大學一直是國民黨高層活動的重要場所，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一大”在廣東高師禮堂召開。以后這里召開過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會議、農民黨員聯歡會等。
廣東大學從6月開始招生，除在本省招生外，還委托國立北京大學、同立武昌師范大學等校代辦招生事宜，本來打算錄取372人，但鄒魯認為廣東大學是“國家最高學府”，所以力求嚴格，以善將來，最后只招了270多人。9月19日開學后，學生出入喜穿木屐，校園內木屐盈耳，終日不絕，既擾秩序，尤礙觀瞻。無奈之下，鄒魯簽署布告：自10月10日起一律禁止著屐！11月11日，廣東大學補行成立典禮，當日大學各科在大禮堂、中學在至公堂、師范在風雨操場、小學在中華路4個地方同時舉行儀式。上午9點半，2500多位師生在大操場舉行升旗禮，之后進入大禮堂，10點成立典禮開始，校長鄒魯擔任主席，胡漢民代表即將北上的孫中山致訓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此訓詞后來成了中大的校訓。鄒魯在他撰寫的《國立廣東大學成立特刊弁言》中認為學校今后兩個最大的任務是：研究及介紹高深之學術文化、養成有適應改造中國主義之人才。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重，鄒魯與宋慶齡、汪精衛等國民黨核心人士侍立床側守護直至其離世。正當全國仍沉浸于對孫中山逝世的哀悼，3月23日，有一名黃行的國民黨員寫信給中央黨部及汪精衛、鄒魯等人，提出《改廣大為中山大學之提議》，此文刊于1925年3月24日廣州《民國日報》，同日的報紙還有一篇安劍平的《論改組上海大學為國立中山大學案》，當年人們爭先恐后以“中山”命名學校之事可見一斑。鄒魯也數度致函國民政府請求批準廣東大學更名為中山大學，并希望在當年校慶之日（11月11日）“為改國立中山大學之期”。此后一段時間盡管鄒魯仍然主持校務，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籌備舉行“西山會議”及孫中山葬事，直至11月30日他被免去廣東大學校長一職為止。
鄒魯一家攝于1953年圣誕。前排：鄒魯、夫人趙淑嘉，孫鄒英；后排右起：子鄒廣、媳戚繼藺、子鄒梅、女鄒方
▲1926年國立中山大學正門
貳） 再任中山大學校長
1926年8月，國民政府發布命令，正式宣布將國立廣東大學改名為國立中山大學。1932年1月19日，在胡漢民力薦下，國民政府任命鄒魯為中大校長。同月24日，鄒魯從香港來到廣州，住在東皋大道5號，據其家人回憶，那是鄒家最旺的時候，“我們最快樂的時候是二十世紀30年代初，父親當中山大學校長的時候，他也是最喜歡這個職務的。”
2月1日，中大舉行校長就職典禮，上午11點校鐘長鳴，2000名學生和剛剛在省府禮堂向西南執政部委員報告十九路軍上海抗日情形后匆匆趕來的鄒魯及一批官員進入大禮堂。在典禮上，鄒魯舉右手宣誓，從前任校長許崇清手上接過大印，他說：“總理（指孫中山）創辦這間大學的時候，正當軍事倥傯、環境困難的中華民國十二年，那里外有帝國主義的壓迫，在內除廣州外皆是敵人，總理不避艱苦，就在這個時機來創辦這大學，他的立意是很遠大的。……現在，暴日肆虐，國難當前。在這個抗日當中，有許多學校的學生完全沒有上課，專做那口頭上的工作，這是無濟于事的。我們試觀現代的戰爭，完全是科學的斗爭，如果自己的知識階級不努力于科學的研究，那么我們的救國目的也是渺渺前途，沒有成功之希望的。所以我們的學生在這國家危急存亡之秋，應當加緊工作、加倍努力！”
以后抗日烽火彌漫全國，不少學生因忙于救國運動而經常缺課，鄒魯堅持要求學生救國不能放棄讀書，不然“救國運動，將成為害國運動”。鄒魯歷來以嚴格出名，如學生曾發起“擇師運動”，對不滿意的教授表示拒絕。鄒魯認為這是一種“囂張的風氣”，必須堅決制止。一次有學生在小北寶漢茶樓聚餐時打麻雀，中大體育主任在場卻若無其事。鄒魯一見大怒，返校立即處置此事，該體育主任被記大過一次、扣一個月薪水。
1936年在德國接受海德堡大學博士學位時攝
1936年于德國奧林匹克運動會
叁） 建設石牌“大學城”
今天人們大都知道廣州小谷圍有個“大學城”，民國年間廣州的五山、石牌也有一個“大學城”，創辦者正是鄒魯。鄒魯從再任校長后立即開始籌建中大石牌校區，他以“不但求之中國不落后，即求之世界各國中亦不落后”來設計新校規模，全部預算為2000萬元，為期6年。由于政府財力有限，只好通過學生募捐，并將勸捐小冊及捐款收據分送給全體學生，利用寒假分頭勸捐。若能募得300元的學生可免其學雜費一年，捐得600元者，免繳其學雜費兩年。以后幾年每逢放假，中大都會鼓勵學生為建筑石牌新校舍勸捐，由鄒魯簽發的布告說：“諸生關懷母校，任重在肩，宜集腋以成裘，亦駕輕而就熟，作始雖簡，收效至宏，各其勉旃，有厚望焉。”
石牌新校舍的建筑工程大抵從1933年3月啟動，最先起的是農學院的農學館（今華南農業大學3號樓）。是年11月11日是中大九周年校慶，中大為正在興建的農學館舉行了隆重的奠基禮。接著興建的是理學院的化學教室、工學院的電氣工程教室、機械工程教室、土木工程教室各1座，男生宿舍6座，女生宿舍1座，膳堂2座。
1934年11月11日，中大舉行建校十周年及新校落成典禮，是日還有農、理、工學院開幕，農、工、法學院遷新校，文、法學院奠基，第四屆全校運動會開幕等，喜事連連，好不熱鬧。那年，鄒魯不僅主持典禮，還撰寫了一篇《國立中山大學新校舍記》和50首詩，表達自己對中大建校一期工程完工的興奮心情，其詩云：“黌舍縱橫入望中，十周剛屆慶竣工。從來締造非容易，令我低徊國父功。”以后幾年鄒魯常常主持建筑奠基及學院遷入新校等，忙得不亦樂乎。
鄒魯當年主持興建的這些大樓以及整個中大新校區，即現時的華南農業大學與華南理工大學位置，不少建筑至今仍在，由于廣州人早已享受現代化建設成果，對它們或會無動于衷。但在七十多年前,人們來到中大石牌校區是眼前一亮，樣樣新鮮，認為這里是人間天堂。親身感受者是中大學生，他們是這樣比喻文明路與石牌的校區的：“若說石牌在天上，文明路就是地下了。石牌時代的洞天福地，是中山大學劃時代的階段。那皇宮式的建筑，那瀝青的大馬路，太陽把屋頂鱗瓦反射得閃閃有光，巨大的圓柱，意大利式批蕩，皮鞋在士敏土（水泥地）上敲得格格的響。那綠油油的草茵切得像地毯一樣，普遍地平鋪著。一叢叢的細竹、芭蕉樹、仙人掌，散布在轉彎拐角的小徑上；一座座的洋房，星羅棋布。宿舍有電燈、電話和抽水小馬桶，坐著大汽車，學生進城有‘巴士’（bus）。教室宿舍大禮堂的地板永遠照出人來。到處都是士敏土，香花垂柳，靜水幽山。總之，這兒是現代化了，科學化了。大學生高興得說不出話來，這才是大學啊！文明路算什么樣子？……石牌變成美麗的桃源，教職員宿舍附近有一條筆直的馬路，二行油加利樹，在晚昏日斜的時候，放出一陣陣或然的香氣，會令你心曠神怡。彎月形的五座學生宿舍前面，是一個大廣場，廣場有無數石條長凳，許多小組辯論和人約黃昏都在這兒產生出來。橫在女生宿舍前面的洞庭湖，更是垂釣、泛舟、游泳的所在。”
正是在鄒魯等人努力下,中山大學迅速完成了一所現代大學的創建任務。1936年6月，鄒魯出席德國海德堡大學550周年紀念會，獲名譽法學博士。這本來是一件榮耀的事情，但獲獎當日鄒魯即舊恙劇發，于是取消了原計劃在歐洲的旅行。也是從這時開始，鄒魯身體日漸欠佳，做起事情往往力不從心，加上以后廣州被日機轟炸、中大校址一遷再遷，令鄒魯心力交瘁，乃至不克回校主持，期間鄒魯多次向教育部呈辭，未邀允請。延至1940年6月，鄒魯辭呈終獲批準，他離開了中大。
據說鄒魯在任中大期間，曾培養畢業生近5000多人，學子散于世界各地，鄒魯有詩曰：“藍縷篳路啟山林，寸寸山村盡化金。樹木樹人兼樹谷，規模遠托百年心。”64年后，即2004年9月18日，為慶賀中大80周年校慶，鄒氏后人鄒永先、鄒方女等將他們珍藏的鄒魯文物無償捐贈給中大，其中有鄒魯書信、照片、印章及其手書《國立中山大學新校舍記》和《國立中山大學新校舍后記》拓片等。這些珍貴文物一直在中大圖書館的“鄒魯校長紀念室”里展出，這是對這位兩度執掌中大、為中大發展作出過卓越貢獻的校長的最好紀念；而對于鄒魯及其后人來說，則是一次完滿的落葉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