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中山大學百年校慶之際，中大中文系舉辦“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百年系慶叢書”新書發(fā)布儀式暨“中國語言文學文庫”出版座談會。“叢書”“文庫”主編彭玉平、王琤、吳承學與作者代表陳煒湛、吳國欽、羅斯寧、林崗、申霞艷、徐燕琳等現(xiàn)場分享了“文庫”和“叢書”編撰體會，深情回顧中大中文系學脈與傳統(tǒng)。

“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百年系慶叢書”共包括《百年學科史》《名師記》《百年論文選·文學卷》《百年論文選·語言文字卷》《正青春》《從未遠走的青春》六種，涵蓋了學科建設、名師風范、學術傳統(tǒng)、人才培養(yǎng)等各個方面，全面展示了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的百年歷程；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文庫”旨在弘揚百年中文的優(yōu)秀學脈，包括“典藏文庫”“學人文庫”“榮休文庫”共3個系列，從2017年至今已出版至43本。

近日，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彭玉平接受羊城晚報記者專訪——

中大中文的“變”與“不變”

羊城晚報：本次出版的“叢書”和“文庫”，有何特點？

彭玉平：正值中大百年校慶，“百年系慶叢書”可以說是應景、應節(jié)。這套叢書的內(nèi)容十分全面，除了有學科建設、學術成果的介紹，還包括中文系的名師、校友和學生的群像故事，相當于覆蓋了中文系辦學的方方面面。其中《百年論文選》共兩卷，分為文學卷、語言文字卷。

由于篇幅限制，在《百年論文選》中，每位學者的文章精選一篇，對在職教授的論文選擇更為嚴格，可謂是“優(yōu)中選優(yōu)”。“百年系慶叢書”一共六種七本，綜合展現(xiàn)出中大中文系的學科發(fā)展、研究實力、名師風采與學子朝氣。從內(nèi)容涵蓋范圍來看，“百年系慶叢書”更全面，其中既有歷史也有現(xiàn)實的關懷。

今年是我們編纂出版“中國語言文學文庫”的第八個年頭，這套書主要側重于呈現(xiàn)中文系百年來的學術研究成果。這套叢書分為三個系列：即“典藏文庫”“學人文庫”和“榮休文庫”。其中，“典藏文庫”（含已故學者著作）主要重版或者重新選編整理出版有較高學術水平并已產(chǎn)生較大影響的著作，“學人文庫”主要出版有較高學術水平的原創(chuàng)性著作，“榮休文庫”則出版近年退休教師的自選集。

這三個系列既能展現(xiàn)學科實力，又能體現(xiàn)中文系百年歷史，還能扶植青年教師的成長。所以說，這兩套叢書，意義各自不同。

羊城晚報：您剛才提到“百年”這個重要的契機和節(jié)點。叢書和文庫如何體現(xiàn)中大中文學科百年來的地位和影響？

彭玉平：這兩套書中至少有三本書，可以看出中大中文學科百年歷史的一個縮影，分別是《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百年學科史》《百年論文選（文學卷）》《百年論文選（語言文字卷）》。

《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百年學科史》和一般的學科史有點不一樣，我們并沒有按照二級學科來編排，而是牢牢抓住了中大中文系在學界具有重要影響和地位的學科，比如古代文學分支下，我們挑選了批評史、詞學和文體學。

中大中文系的批評史學科可稱成績斐然：1927年陳中凡先生在國立中山大學校園內(nèi)寫成《中國文學批評史》，30年代方孝岳先生寫作《中國文學批評》，1949年后黃海章先生出版《中國文學批評簡史》，新時期邱世友先生研究詞論、《文心雕龍》，等等。從20世紀到21世紀，中大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淵源有自，其學科鏈條沒有斷裂過。

詞學研究同樣歷史悠久，從陳洵先生到詹安泰先生，中文系匯集了嶺南的詞學名家。我本人也是做詞學研究，中大的詞學源流也一直沒有斷過。這兩個學科，是自從中大創(chuàng)立中文系開始，就一直存在并延續(xù)至今的。

我們也有不少新興學科，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的戲曲學、古文字學，再如八十年代創(chuàng)立的文體學研究。文體學完全打開了古代文學一個新的研究視野，現(xiàn)在學界提到文體學，一定會提到中山大學，提到領軍人物吳承學老師。

在中文系的百年發(fā)展中，有些學科有百年之長，自創(chuàng)立就是高峰；有些學科雖然是新興學科，但擁有著新的學科生長點。進入學科史編寫的二級、三級學科，一定是有地位、有影響、有源流、有創(chuàng)新的，這就是我們的編選標準。

羊城晚報：應該怎么看待中大中文學科發(fā)展過程中的“變”與“不變”？

彭玉平：中文系里有的學科源流獨具，比如現(xiàn)當代文學。1927年魯迅來到中大，在當時掀起了一股旋風。當時新文學熱潮席卷北京、上海，而廣州還比較沉寂。他來到廣州，想要在廣州點燃文化革命的種子。懷揣著新文化革命的使命感，魯迅在課程設置、培育作家及文學愛好者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魯迅為中大的現(xiàn)當代文學打開了一個很好的開始，自他離開后稍稍沉寂了一下，之后又慢慢復蘇起來。

有些學科在發(fā)展中有些斷裂，有些沒有斷；有些學科源遠流長，有些異軍突起。比如說文體學，我們這門學科在古代文學領域占有了重要位置。

總的來說，變的往往是一個新學科的創(chuàng)立，不變的是中山大學中文系始終綿延的學脈。

中文人“一個人就是一個世界”

羊城晚報：這次發(fā)布的“百年系慶叢書”中不僅有學科史，還有名師記、校友回憶錄、學子風采錄等。您覺得在叢書對人的關懷、對史的書寫中，可以看出中大中文人怎樣的氣質(zhì)？

彭玉平：中文人的氣質(zhì)總是有點特殊的。我曾經(jīng)說過一句話：“歷史看上去有點遠，哲學看上去有點冷，只有文學不遠而且溫暖。”因為文學就在身邊，所以它有溫度。

所謂文學的溫度，就是表達對世界的關切。中文學科和在實驗室里關注指標變化的其他學科不同，我們關注陰晴雨雪，關注春夏秋冬的變化。所以在中文系讀書，除了讀經(jīng)典，也得看天看地、觀海聽風，感受自然的魅力。就像南宋詞人辛棄疾所寫道：“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這就是標準的中文人，他和自然之間發(fā)生了一種情感的往還。中文系的學者、學子，應當擁抱世界與自然，從其中汲取情感、想象與智慧。

有人問我：“你們總說中文人，中文人的特點什么呢？”我說，中文人特點就是——比如，七八十個人構成的中文系里，一個人就是一個世界，那就叫中文人。為什么這么說？中文人講究情感、智慧和想象，情感因人而異，想象更是很難雷同，所以說一個人是一個世界。這就慢慢形成中文人的一些特點：感受世界的敏銳、強烈的人文關懷、對于天地自然天然的喜愛、對內(nèi)心追求的尊重，等等。

中山大學中文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視。我們的前輩學者，都會創(chuàng)作、會寫詩。可以說，文學與他們的生命同在。即使人生風雨紛繁，文學始終都在身邊。為了鼓勵創(chuàng)作，今天我們創(chuàng)辦了“中華大學生詩詞大賽”“逸仙青年文學獎”等。“弦歌不輟”，是中文人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

有些高校和知名人物提出過“中文系不培養(yǎng)作家”這一觀點，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中文系一定不能說不培養(yǎng)作家，當然也不能說把培養(yǎng)作家放在第一位。學生如果在中文系高效的培養(yǎng)和系統(tǒng)的訓練中，煥發(fā)出文學創(chuàng)作的天賦，這是一件何等讓人高興的事情。

羊城晚報：中山大學中文系與嶺南文化的關聯(lián)？

彭玉平：“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中大中文系生長于嶺南，自然受到嶺南物產(chǎn)、氣候、歷史、文化的影響。

嶺南文化的第一個特點是求新求變。嶺南人本質(zhì)上擁有一種創(chuàng)新的欲望，這一特質(zhì)成就了近代歷史上嶺南文化的異軍突起。嶺南文化的求新求變，反映到中大中文系的發(fā)展中，文體學等學科的新興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嶺南文化第二個特點是從容。嶺南在歷史上長期遠離中原的政治文化中心，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關注生活、關注自我的哲學。嶺南人在藍天白云之下，優(yōu)哉游哉地生活。嶺南人不慌不忙的性格，體現(xiàn)在中文系的百年發(fā)展中，就是安安靜靜、腳踏實地地做學問。我們系里教師的教學科研都很從容，安靜地讀書，安靜地思考，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前邁進。我們不沉淪于無邊無際的想象，腳步從容而踏實。雖然“卷”是現(xiàn)在社會的普遍情況，但擁有怎樣的心態(tài)更重要。你可以卷，你可以部分卷，你也可以不卷。任何一種生活的方式，都有它存在的空間，都能實現(xiàn)人生的價值。

嶺南文化第三個特點是包容。這里認才、認品，只要才德俱全，大家就認可你，有一種“英雄不問出處”的感覺。在嶺南，把人做端正，把才華盡情地發(fā)揮，就能得到尊重。中山大學中文系也是這樣的氛圍，只要為學嚴謹、做人端正，在這里就能得到認可。

“多愁善感”其實是一個優(yōu)點

羊城晚報：您在公共文化教育中傾注了很多心血，做了很多工作。高校里的中文學科研究者，在傳統(tǒng)文化的熱潮中應當發(fā)揮怎樣的作用？

彭玉平：在弘揚傳統(tǒng)文化的熱潮中，中文學者能做什么事？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任何一種當代文化的建設，都離不開傳統(tǒng)文化的滋養(yǎng)。復興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歷史任務中，中文人能做的事情其實特別多。因為這個“復興”并不是“重現(xiàn)”，而是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既本于傳統(tǒng)文化，又結合中國現(xiàn)代社會特點，建設一種能夠與傳統(tǒng)和世界對話的文化，中文人在這一議題中大有可為。文學不是說教，它具有情感的感染力，能夠通過有溫度的文字潛移默化地影響人，這就是文學的“風化”之功。

人們通常認為“多愁善感”是一個貶義詞，我認為這是一個需要辯證分析的問題。“多愁”只要不是漫無邊際，“善感”只要不是沒有底線，“多愁善感”其實是一個優(yōu)點。將多愁善感有分寸地、精準地表達出來，就叫文學藝術。即使面對同一個事實，中文人與歷史學者、理工科學者陳述的結果總是不同的。文學具有著感染人心的力量，在當代文化建設中，中文人有不少大展拳腳的機會。

羊城晚報：怎么看待“文科焦慮”與“文科無用論”？

彭玉平：其實文科中人并不焦慮。理工科研究物，而我們研究人。理工科考慮的可能是如何測量從地球到太陽的距離，而文科更多思考的是在地球和太陽之間，人類處在怎樣的位置。

人文學科研究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具有著鮮明的現(xiàn)實指向。在當下抑郁癥、自閉癥等心理問題的疏導中，不僅要發(fā)揮藥物的作用，更需要人文的關懷。你想一想，理工科生走出實驗室時，他也在天地之間，他也會思考他的未來、他的情感、他的需求。人文學科不過是把理工科走出實驗室之外的思考放大，成為一個專門的學科。

人文學科甚至可以說是核心學科，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首先要知道為什么生存。怎樣既有質(zhì)感又有光澤地生存，其實是每個人的追求。除了物質(zhì)，我們還有情感的需求、理想的追求、想象的自由。人文學科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巨大的可能。一個社會如果輕視人文學科的話，就會變得渙散，變得沒有精神。人文學科正是來給這個世界提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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