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平方米的空間，“擠進”了3排頂天立地的書架。書籍、手稿、資料、剪報，從腳下直到頭頂，堆滿了小小的書房。

窗前，一把放大鏡、一副老花鏡靜靜地“躺”在故紙堆中。磨得锃亮的邊緣閃映著窗外婆娑枝葉的光影，似乎那雙微微顫抖的手還將繼續拿起它們，一起巡視這座“寶藏書房”。

一切都是往常的樣子，唯獨，那個日復一日伏案忙碌的老人不在了——2024年7月24日，我國公共管理學、政治學界的泰斗和領軍人物，被譽為“中國MPA（公共管理學碩士）之父”的中山大學教授夏書章逝世，享年105歲。

而這間見證了夏書章世紀人生的書房，也首次將它的“寶藏”公之于世。

“寶藏”里的那些年那些書

“父親生前，外人難有機會進到書房，即便我們子女要進去，也要征得他同意。”夏書章逝世后，次子夏紀康著手“發掘”父親的書房。

走過裝飾陳舊、光影斑駁的客廳，穿過書稿壁立的過道，恍惚間，如同跌入了時光隧道。推開門，就是夏老的書房。《行政管理學》從第一版到第六版，在書架上一字排開。這是中國現代行政管理學的第一本教材，至今仍是無數青年學子的案頭必讀書。

前后左右都是各種筆記手稿，“著作等身”“文山書海”已經不能形容外人直面這樣一間書房時的震撼感慨。

“在書房里，他總是戴著老花鏡，手持放大鏡，讀書看報，伏案寫作。”夏紀康說，父親多年積累下來的提綱、手稿、參考資料，用對折的舊日歷紙、舊雜志封面包起，或裝在舊信封、舊文件袋里，分門別類，一摞就是一個專題研究。

從60歲到100歲，夏書章寫了44本書，涵蓋行政管理、市政管理、高等教育管理、人事管理等諸多領域。

翻開每一版《行政管理學》，序言上都寫著：“我們應當為創建中國特色的行政學及其普及和提高而繼續努力”。夏書章從不生搬硬套外國的行政學理論，始終強調要結合國情去實踐。

去新加坡考察訪問時，夏書章發現當地市政管理做得很好，就把新加坡的政策、措施寫成書，并在課堂上講授，一邊講最新案例、分享訪學觀察，一邊強調“要學為中用”。

“夏老的思想非常具有前瞻性。”夏書章的博士生、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邵任薇說，早在30年前，夏書章就提出了“智慧城市”概念，指出城市要有安全可靠的通信網、高度智能的服務，才能讓市民生活高效、多姿多彩。如今，預言正在變為現實。

書房中間一排書架的第五層，擺著兩版《夏老漫談》，由雜志上的同名專欄文章結集而成。這一專欄跨越21年，他直至102歲仍在寫，從行政學的角度解讀經濟、政治、教育、衛生、法制等領域的時事熱點。

同為中山大學教授的大女兒夏紀梅，對父親的筆耕不輟、治學嚴謹印象深刻——

94歲的夏書章和91歲的夫人汪淑鈞為撰寫出版《“金石”家話》《行政奇才周恩來》等書籍，一起蜷在一平方米的狹小書桌前，反復翻查詞典。兩位老人、4只“老花眼”，有時就為了推敲一個字，在書房的臺燈下聚精會神、爭論半天。

在書房里，夏紀康還找到了一摞《百年尋夢從頭說》的回憶錄手稿，用紅繩捆緊，足足5斤重。書稿出版于2019年1月，正是夏書章100歲生日前。

夏書章年輕之時，正是國家民族命運風雨飄搖之際，他懷揣“上醫醫國，其次醫人”的理想信念，考入當時的國立中央大學政治學系行政學專業。

“當時選擇專業時想的不是什么前途、工資、將來擔任什么職務，想的是國家和社會怎么樣變革、進步。”夏書章在書里回憶。

1944年，他前往行政學發源地美國深造，到哈佛大學攻讀公共管理學碩士。畢業恰逢抗日戰爭結束，他立即啟程回國，成為我國公共管理學專業的第一個海歸學子。

1947年，夏書章受邀來到中山大學任教。那一年，他28歲，是有名的“娃娃教授”。

因全國院系調整，政治學、行政學等專業停辦。這一停，就是30年。當改革開放春雷響動，夏書章立即抓住機會，重建行政學。

1982年1月29日，63歲的夏書章在《人民日報》頭版發表文章，發出中國當代行政學建設的第一聲呼吁——“把行政學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時候了”。

花甲之年，他迸發出罕見的生命力：開辦師資培訓班、編寫教材、籌備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給全國的干部講行政管理……足跡遍布全國。

“他決心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以對工作的滿腔熱忱來彌補歲月的損失。”夏書章小女兒夏紀慧說。

中國積極爭取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時，80歲的夏書章又開始了新的奔走，將MPA教育引入中國。

“MPA教育的引進，對中國治理能力現代化發揮了關鍵作用。”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院長譚安奎說，如今MPA教育已經覆蓋全國300多所高校。

書房中的人生觀價值觀

書房里，珍藏著一個個“百寶盒”。

所謂“百寶盒”其實是食品包裝盒，裝著一些“破爛寶貝”：一把已經斷了把的剪刀，疊了幾層的即沖燕麥片包裝袋，老舊破損的放大鏡……

拿起燕麥片包裝袋，夏紀康思緒萬千——這，其實是父親的錢包。這些年來，父親每次掏錢包買單，旁邊的人都驚訝得瞪大眼睛。

那把損壞的放大鏡，夏書章不舍得丟。就是拿著這把放大鏡，他埋首窗前，戴著900度的老花鏡，一筆一畫寫下了31萬余字的《百年尋夢從頭說》。

“飲食有度，作息有序，生活有趣，心中有數”，夏書章曾這樣總結自己的人生準則。

在公務場合，他總是身姿挺拔，頭發梳得一絲不茍，衣著整潔干凈，“派頭”十足。在生活中，他卻絲毫“不講究”：常穿的背心買自菜市場，破了洞就補補繼續穿；用了77年的書桌，重新刷過3次漆，搬了7次家，也不舍得扔；藤椅爛了，拿繩子捆一捆繼續坐……

聯誼會上，他拿起話筒來兩段京劇，高興起來手舞足蹈；畢業典禮上，他身著大紅導師服，手持學術權杖，莊嚴入場；大草坪旁散步，見到有人踩草坪，就要上前“多管閑事”……

夏書章對時間的“有數”更是到了“吝嗇”的程度。

書桌上，有一沓夏書章手繪的“周歷”，寫著每天的工作安排，時間地點，井井有條。每次給學生上課都要帶著小鬧鐘計時，從不拖堂。他的手表總是撥快5分鐘，開會他一定提前到，如果誰遲到，他會當場“生氣”。

為什么夏書章對時間總有著緊迫感？

“如果不是改革開放，我無所作為。”在百歲之際，夏書章曾感慨：“作為一個出生在五四運動前夕的老人，我現在越來越有‘生不逢時老逢時，耄耋欣幸歷盛世’之感。”

“常言中年萬事休，七十老翁復何求？予今已滿九十五，只知‘充電’與‘加油’……”夏紀慧還意外在一個發黃的筆記本里，發現一首夏書章作詞、汪淑鈞作曲的《白頭加油歌》。這首歌寫于夏書章95歲生日之際。

譚安奎說，夏老百歲之后還多次向他提出，希望再開一門課，“講不了完整的課，講講專題也可以的”。

出于對夏書章身體的考慮，譚安奎沒有答應他。夏書章不甘心，又錄了20講的線上課程，104歲還在線上講《孫子兵法與現代管理》。

人世間的好父親大先生

在子女的心中，父親無疑是極好的。

夏紀康記得，晚飯后，父親通常不會第一時間進入書房，而是常常舉行小型音樂會之類的家庭活動。“母親彈鋼琴，父親哼著小曲，我拉手風琴，到19時30分準時結束，父親踱回那間小小的書房。”

夏書章和汪淑鈞是大學同班同學，學術上結伴而行，生活中琴瑟和鳴。汪淑鈞翻譯過多本政治學、哲學著作，還與夏書章合著過多本書。

2015年，汪淑鈞逝世，夏書章受到了沉重打擊。他經常看著老伴的遺像，喃喃自語：“淑鈞，你怎么走得這么早？”可是他忘了，汪淑鈞也已是94歲高壽。第二年，97歲的夏書章出版新書《論實干興邦》，書的扉頁上寫著：“永遠深切思念大學同班四年，結婚七十二載的老伴汪淑鈞。”

在子女的眼中，父親無疑也是極其嚴格的。

大兒子夏紀真在廣東廣雅中學讀書時，上學要換乘公交車加步行，往往要一個半小時。夏書章一次去廣州市區公干，學校派車。夏紀真希望搭個順風車，卻遭到父親拒絕：“這是公車，別人搭順風車還可以，你是我兒子，搭我的順風車就不合適了。”

當夏紀真在航空工業領域取得突出貢獻，夏書章當面只說“你不要驕傲自滿”，背后卻不止一次夸贊：“夏紀真很厲害！”

回憶起父親，夏紀梅心頭暖暖：父親在讀書看報時，看到有關她的教學科研領域的資料，就會仔細地剪貼下來。每次到父親家，她都會收獲一本剪報。

她還珍藏著一張舊日歷紙，背面是父親寫給她70歲生日的賀詩：“紀梅古稀今不稀，嚴冬仍有傲霜枝。”每當孩子們的“逢十”生日，夏書章都會為他們寫一首詩——這，是他獨有的浪漫。

在這個人世間，他是好父親，更是大先生。

9月10日我國第40個教師節前夕，夏紀康、張曉穗夫婦和夏紀梅回到了父親的故鄉江蘇高郵，代表父親為孩子們發放“夏書章教育獎助基金”的首筆獎學金，并把在書房整理出的一大箱圖書，捐贈給夏書章讀過書的高郵市第一小學。

7月28日，夏書章告別儀式在廣州舉行，沒有哀樂，只有鋼琴曲《我的祖國》縈繞。

“父親的一生，始終將自己的命運與祖國緊密相連。”夏紀康說，這是自己特意挑選的曲子。選擇鋼琴曲則是因為母親很會彈鋼琴，“我想，父親肯定會贊同這樣的安排”。

89歲的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黃天驥撰寫挽聯：“智者昌，著書如柱，行政學之父，常見龍翔，振臂炎黃開盛境；仁者壽，愛校如家，康樂園之光，乍驚鶴返，仰天桃李望忠魂。”

在中山大學人事檔案館里，靜靜躺著一份1956年夏書章手寫的《入黨志愿書》——

“回想在幼年、少年時期，即深感當時所處的社會不合理，因而早有使社會復得合理些的愿望……自從接觸了馬列主義，認識了由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共產黨，這才使我領悟到只有共產黨才是走向完全合理的新社會的開路先鋒”。

65年后，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中山大學的黨員學生來到夏書章家中，與他對話。

期頤之年的他聲如洪鐘：“有信仰的人永遠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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