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以華南地區教育抗戰史為題材的紀錄電影《同學們》正式上映，影片講述抗日戰爭時期，以國立中山大學、私立嶺南大學等為代表的多所華南學校，在逆境中為延續教育，師生們冒著炮火長途跋涉遷移到粵北辦學的故事。

“弦歌坐廢三馀業，記誦寧忘九世仇。空說危城仍講學，孤懷獨寄夕陽樓?！比婵箲饡r期，廣州、香港等地相繼淪陷，以國立中山大學、私立嶺南大學為代表的華南地區數十所高校和中學并未因戰爭而解散，而是輾轉到粵北西京古道旁的韶關坪石、曲江大村等地復課，在遍地狼煙中堅持辦學、求學，救亡圖存，傳播知識和文化，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內遷到粵北的粵港澳各大、中院校師生克服厄運、尋求生存、維系不墮，增強了凝聚力，使學校煥發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國立中山大學、廣東省立文理學院、培正中學等中高等院校在戰火中延續了華南教育的歷史根脈，這些院校在日后成為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南師范大學、華南農業大學等高校。而抗戰時期華南先師和學子們的輾轉流離以及解放后的院系調整，又讓華南教育的星星火種燎原至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師大附中、中國科學院、中央民族大學以及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嶺南大學、香港培正中學，香港嶺南中學、香港教育學院等全國乃至海外各著名高校，影響巨大。據統計，在最早一批學部委員和中科院院士的名單中，至少有10位在韶關坪石執教或學習過。新中國成立時，有5位中大學人登上天安門城樓，親眼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

值得一提的是，4年后，在新中國成立前后這一特殊時期，曾在粵北執教或學習過的不少學人都留學或工作在國外，也許是經歷了韶關的磨礪，加深了對中華民族的熱愛和理解，他們沖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國，或終身從事教育、培養人才，或在不同領域從事科學研究。

專訪

中山大學博物館(校史館)館長徐俊忠:

現實比影片更豐富，也更復雜

在紀錄電影《同學們》中，國立中山大學的師生們堅韌頑強、勇敢前行，書寫了一個個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譜寫了一曲抗戰時期粵北華南教育史的感人篇章。今年適逢中山大學成立一百周年，這段粵北辦學的歷史留給中山大學最寶貴的精神遺產是什么?我們應從中學習到哪些歷史經驗?為此，中山大學博物館(校史館)館長徐俊忠教授接受了南都記者的專訪。

從西遷到東移，烽火中逆行

南都:紀錄電影《同學們》中關于國立中山大學師生們堅持“教育抗戰”和“學術抗戰”的事跡讓人感佩不已，請您介紹一下當時國立中山大學在粵北辦學的背景。

徐俊忠:現實要比影片里面所表達的內容更加豐富，也更加復雜。當時國立中山大學先是西遷，然后再東移的。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有“抗日大本營”之稱的國立中山大學的石牌校園，屢遭日機多次定點轟炸。學校是有遷移考慮的。當時的校長鄒魯在多方因素作用下，曾經有過三個選擇:一是廣東境內的羅定，二是鄰省滇桂，三是香港租界九龍。但由于各種復雜因素的作用，直到日軍大兵壓境的危急時刻，中山大學才“奉命”緊急撤離，遷移羅定。搬遷“布告”是10月18日發布的，19日圖書、儀器裝船，20日凌晨首批教職員工和家屬乘電船一艘、民船五艘“退出廣州”。日本人次日就入城了。整個撤離過程非常曲折、混亂。直到27日，最后一批圖書、儀器抵達羅定。集結在羅定的教職員工200多人，學生卻只有三十多人。后來集結的人數有所增加。但依然難成規模。11月29日香港《大公報》報道，“現到羅定集中之教職員，約四百人，學生則僅五十余人耳”，而且羅定不僅“交通困阻”，還“匯兌不便”。因此，奉校長鄒魯電令，“著即籌備遷往廣西”。后又未果，決定遷往昆明。但龍云回復鄒魯稱:“刻間昆明各縣擁擠異?！薄Ｖ钡?2月31日，鄒魯致電龍云:“敬祈即賜指定澄江為敝校地址，以免員生失所”。你看這是一個多么曲折的過程呀!但中大在澄江辦學也就一年半的時間，就又遷移了。這就是電影里所講的中大師生的粵北歲月。

回遷粵北因素也是復雜的。既有便利本地和附近省份學生上學的因素，也有當時廣東政界希望借助中大營造起與當時桂林那樣的文化中心的考慮，還有中大當時在澄江辦學面臨著巨大的政治與生活的困擾等?；剡w工作是在許崇清校長主持下完成的。一開始提出回遷廣東，教育部是反對的。后來由于戰爭形勢生變，蔣介石電令所有遷到云南的大學，立刻準備萬一，快速搬遷。許崇清校長借機率領中大師生從澄江啟程，經滇、黔、桂、湘、粵五省縱橫數千里，于1940年12月全部抵達位于粵北山區的小鎮坪石。相對于當時整個中國高校西往大后方的趨勢，國立中山大學折返向東，回到粵北，可以說是烽火逆行。我手頭有一本《驪歌》，是國立中山大學教師離開澄江時編撰的小冊子，當中既有許校長的《告別澄江民眾書》，也有蕭秘書的《抗戰與中大》，既有左翼詩人穆木天的新詩《別澄江》，也有嶺南詞宗詹安泰的舊體詩，但字里行間，大家都有著一種烽火逆行者的豪邁之氣。

教育與社會及政治密不可分

南都:回顧歷史，從1938年10月離開廣州到1940年12月在坪石立足，國立中山大學的師生們有兩年多時間是席不暇暖、顛沛流離的。

徐俊忠:是的。無論是云南澄江還是坪石的辦學歷史都告訴我們，在任何情況下，教育都是與社會、生活及政治緊密相交織的。所謂“為教育而教育”的口號，除了表達抵御社會與政治對于教育的過度干預愿望外，基本就是一種不切實際的、逃避現實的幻想。國立中山大學為什么在遷校過程中磨難重重，這其實就有一種不良政治的糾纏。在舊中國，有影響力的大學，都會跟不同的社會集團和政治勢力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想要逃避是不可能的，何況中山大學因其特殊地位而成為當時的一個“政治漩渦”。

大學與社會、政治等等，實際上是緊密交織的，這毋庸置疑。關鍵的問題在于教育要獲得良好的發展，必須要有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如果整個的社會狀況不好，政治污濁不堪，大學校園就不可能安寧、平靜而獲得良性發展。舉個簡單的例子，1938年，中大從廣州遷去羅定時就磨難重重。先是各方勢力都在遷校事務上角力，不但造成搬遷計劃倉促，而且遷校一路走來，好像就是中山大學自家的私事一樣。其實，許崇清校長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關于教育的諸多論述中就明確強調過，教育就是要跟社會聯系、互動，教育不能脫離社會，而且認為這是當時中國教育最值得進行革命的一個重要的內容。

南都:據統計，在最早一批學部委員和中科院院士的名單中，至少有十位在韶關坪石執教或學習過。在您看來，是什么原因令這一時期的中山大學人才輩出?

徐俊忠:在我看來，要說戰亂中有多高的教育質量，基本就是一種迷信。在當時，大學辦學是十分艱難的，圖書資料、儀器設備、正常教學秩序等，都難以“達標”的，何來高水平的教育質量?所以，與其說粵北辦學時期，培養了不少院士，還不如說，是這批人碰上新中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國家強勁的現代化發展需求，造成了對于科學和技術的強烈需求，這種需求反過來給了這批從艱難困苦中走過來高等教育接受者成才、成就的巨大推動力和有利條件，使他們迅速成長為專業人才，成為了國家扛大梁的人才。所謂適逢其盛，生逢其時。我去過好幾次云南和粵北辦學舊址，現場看看想想，就能夠明白，圖書資料缺少，實驗條件不具備，為了防空襲經常連課都沒辦法上等等，學業能夠得到某種維持，學脈能夠不斷，就已經是很了不起了。我看過一個人的一份檔案。他三十年代留學美國，學的是化學專業的，獲得博士學位后回國。但時局大亂，他的專業難有用武之地。他當過大學教授，當過小學教師，當過中學教師，在香港當過英國人郵局的譯報員，失業時，自己熬肥皂賣肥皂。后來走運在西南聯大當過一年教授，之后西南聯大不聘了，幸虧龍云的兒子是他的學生，龍云為他弄一個不用上班可以拿薪水的位子，但也就僅僅一年。他就是屬于生不逢時的。這樣的例子其實并不罕見。

扎根大地辦教育，努力開展在地化學術研究

南都:中山大學的師生們在粵北辦學時期取得了不少學術成就，其中不少是在地化研究成果，您如何評價?

徐俊忠:中山大學的辦學秉承中山先生的理念，教育就是為國家、民族復興而辦的。1924年孫中山先生親手創辦了一文一武兩所學校。當時他的財政狀況基本也是艱難困苦的。但他在那么困難的情況下，為什么還要籌錢辦學呢?因為他痛感軍人沒有信仰。他認為中國需要有信仰的軍隊和愿意為民族振興，國家崛起而奮斗的建設人才。中山先生的這一意愿，某種意義上說給我們奠定了辦學的基本價值取向。所以教育要與社會良性互動，教育必須扎根大地。中山大學即使在戰亂十分困難的時期，也非常重視“在地化”學術工作，某種意義上與學校的基因有直接關系。在粵北時期，中山大學確實產生出一大批“在地化”研究的成果，如楊成志教授撰寫的《廣東北江瑤人調查報告》、吳尚時教授撰寫的《廣東樂昌盆地地理綱要》、陳國達等人撰寫的《廣東曲江芙蓉山之石炭紀煤系》等。農學的師生們也孜孜不倦地做水稻良種培育、蠶桑技術改良、土壤調查和土地利用等；醫學和公共衛生的，積極開展地方病、流行病、傳染病調查、救治等。這些學術成果對于在地經濟、文化和民眾生活的改良都是有著積極意義的。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能夠如此自覺地進行在地化研究，這是多么難得的!

中國知識分子心靈成長史

南都:細讀《驪歌》小冊子可以看出，在戰火紛飛中，每個人都得到了內心的洗禮和升華。

徐俊忠:是的。有一種說法，戰爭是社會的消毒劑。在我看來，戰爭的苦難經歷，其實也促成了中國知識分子心靈的成長。當時新式教育在中國興起的時間不長，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脫離社會，常常孤芳自賞，目空一切。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顛沛流離的漂泊，使他們告別校園的優越生活，一下子掉進了與中國普通百姓接近的生活境況，這是一種被動但又很實在的社會體驗。而且在經受戰火后，真切地體會到個體與民族、國家的生生死死相互交聯的關系。所謂偌大的中國大地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就是個體與民族、國家之間應有關系的最直白的詮釋。正因為能夠真切地感受到中國社會的真實存在，體悟了個人與民族與國家的關系，這批知識分子中的一個大群體才產生了新中國的期待。

南都:中山大學在粵北辦學最大的功臣當屬許崇清校長，您剛才也多次提到他的教育思想。請您就此介紹一下。

徐俊忠:我不敢斷言許校長在中大粵北時期的辦學成就又多么高大上。因為他在那里主持工作畢竟還不是太長的時間。但我可以斷言，他是同時代非常杰出的教育學家。甚至可以說，他是那個時代一位杰出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學家。令人感慨的是，他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不僅深刻，而且非常自覺和堅定?！段抑ㄎ锸酚^》寫于1920年。他三篇批評蔡元培先生某些教育思想的文章也是寫于1917年至1920年間，他批評陳濟棠提倡讀經的審查意見寫于1934年。讀他的教育文獻，感覺到的是深刻、專精。甚至可以說，那個時代，能夠像他這樣，確立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基本信仰，并在這個基礎上，鑒別各種教育思潮，確立起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的人，確實并不多見!他所批評的許多東西，有不少今天似乎“返魂”了。類似關于教育與生產，教育與社會，教育與人的個性等等的論述，深刻程度比今天許多教育家強了許多許多，也可以說，是非常地道的馬克思主義的。他對于所謂“全人教育”，“因材施教”的分析和批評等等，獨特且深刻，今天似乎還有很強的針對性。他是一個十分難得的懂哲學的教育學家!甚至可以斷言:在那個時代的大學校長里，他是很難得的具有堅定理論支撐的教育學家。

★特寫★

盧鶴紱的隨身行李

紀錄電影《同學們》還原了一些動人的細節。如美國明尼蘇達州大學年輕的核物理學家盧鶴紱為報效祖國，帶著妻子坐飛機回中國。在香港轉機前，盧鶴紱注意到，海關規定每人只能攜帶20公斤行李，而自己從美國帶回的寶貴的書籍資料已經遠遠超過了20公斤。怎么辦?他太太想到了一個辦法，在他的大衣上面縫了好多個口袋，基本上把一個箱子的書都插到了他的大衣里。第二天去登機的時候，箱子稱重沒問題，但海關人員發現這名旅客怎么走路有點奇怪，看起來很瘦，身材卻很胖，感覺不對勁，于是就把他叫到一邊檢查，結果解開衣服一看全部是書。海關人員在查問中發現這名旅客懷揣著國立中山大學的教授聘書，大衣里面挾帶的都是書，換言之，他走私的是科技資料，不是像別人那樣走私黃金珠寶，海關人員因此深受感動，破例放行了。

陳寅恪的一次講座

中山大學是一生漂泊的陳寅恪先生最后的家。從1949年到1969年，陳寅恪在康樂園里治學二十載，而他與中山大學較早一次結緣，卻是在1943年6月。應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邀請，彼時任教于廣西大學的陳寅恪教授來到坪石講學，他6月底到達坪石，7月1日正式開講，足足一周，專門給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師生講課，內容是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里的五胡問題。陳寅恪的課講得非常生動，當時來聽課的不僅僅是研究院的師生們，還有中山大學文學院的其他師生以及校內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有興趣的人，每堂課，教室里都擠得水泄不通。中大師生的學術熱情想必也給陳寅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9年面對傅斯年發出的赴臺邀請，他選擇留在廣東，或許與此不無關系。

一套借了69年的辭典

著名音樂學家黃友棣先生1934年畢業于廣州中山大學教育學系，29歲時就以抗日歌曲《杜鵑花》名滿天下。1944年，當時在國立中山大學任教的他從學校圖書館借出一冊五大本的英文版《格羅夫氏音樂與音樂家辭典》，是世界上權威的音樂工具書。恰逢時局艱難，中大輾轉多地辦學，這套書籍也跟隨著黃友棣經由連山、羅定、茂名、湛江等地避難，無論戰爭中的生活多么艱難，黃友棣都完好地保存著這套書。這套叢書隨后跟隨黃友棣輾轉兩岸三地，最終到了高雄，然而因為種種原因，黃友棣一直沒機會將書親自帶回廣州。1998年，86歲高齡的黃友棣先生將書帶到了高雄中山大學，將其捐給了學校圖書館，在他看來，也算是物歸原主。高雄中山大學也視其為珍品，從未對外展出或借閱過，直到2013年11月歸還給廣州中山大學。

馬克思主義研究與傳播的陣地

抗戰歲月中，偏安粵北山村的中大經濟系，由于幾位教授的加盟，一時間馬克思主義相關學說成為熱點。這幾位教授是李達、梅龔彬和王亞南。其中，梅龔彬和李達是早期的中共黨員，而王亞南，則是《資本論》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的翻譯者之一。王亞南后來明確指出，自己理論體系的最終架構完成，是在武陽司法學院教書的四年。在武陽司村，王亞南將《資本論》引入課堂，運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立場和方法，并結合中國實際展開分析，深得學生歡迎。當時連設在湖南省南部的中山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的學生也來聽講。在坪石鎮的4年多，王亞南還運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對中國當時的經濟狀況進行研究，并于1946年整理出版了《中國經濟原論》。王亞南也因此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的創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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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標題：烽火逆行，弦歌不輟:粵北辦學保存華南教育根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