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是世界戲劇日。儺儀儺戲、傀儡戲、參軍戲、假面戲……中國早期戲劇形態豐富多樣，更對戲曲起源和形成產生過重要影響。

日前，中國戲曲史研究專家、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古代戲曲研究室主任黎國韜新作《中國早期戲劇形態考論》由南方日報出版社出版，該書系統、全面、深入地考證分析了中國早期戲劇史上多個重要問題，為中國戲劇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新材料、新視角和新觀點，對于重構戲劇通史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全書共七章，研究內容包括先秦至宋金時期的儺儀儺戲、傀儡戲、假面戲、散樂百戲、參軍戲、雜劇、院本、隊舞隊戲、古劇腳色、戲劇舞臺、戲劇演出特征等問題。本書被收納于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黃天驥先生主編的《南方學術文叢》，同時也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早期戲劇史料輯錄與研究”(20&ZD271)資助下完成的階段性成果。

對于此書，南方日報出版社社長周山丹談到，“中國早期戲劇”是指先秦至宋金時期的各種戲劇形態。這些“戲劇形態”(部分為“泛戲劇形態”)對于早期戲劇史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對于戲曲起源和生成也產生過重要影響。遺憾的是，至今仍有許多問題尚未考析清楚。而本稿正是針對這一類問題而作。

有哪些尚未考析清楚的問題，可以在本書得到解答呢？比如該書《中國早期戲劇形態考論》第三章主要考析中國早期戲劇史上的“散樂百戲”，其第一節《魚龍幻化新考》指出：關于兩漢“魚龍幻化”藝術之基本史料尚存六條，均具較高可信度并可相互印證發明；對其深入考析可知，此藝術創編于西漢張騫鑿通西域后，安息國所獻“黎軒善眩人”之手，因黃門鼓吹樂人而得傳承；其運用幻術、雜技、舞蹈、逗引等手段，由藝人套著魚狀假形及駿馬套著龍狀假形進行扮演，所展示之情境及內容則與漢武帝意欲得到西域之天馬有關，復與西域諸國之龍神信仰有關；據此判斷，“魚龍幻化”實為中國古代早期戲劇之一。此結論不但對隋唐以前戲劇劇目有所增補，而且可提供“古劇”研究方法之借鏡；循此反思古代戲劇史上“百戲性質、以物為戲、胡戲入華”等較為重要之問題，亦將獲得新啟示。

據悉，本書會與黎國韜教授即將出版的《中國早期戲劇史百問》《中國早期戲劇重要史料選釋》《中國早期戲劇史論文精選》《中國早期戲劇史研究敘錄》共同構成早期戲劇史研究的基礎參考文獻。

專訪

南都：王國維《宋元戲曲考》面世后，中國戲曲史研究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程，您的研究與前人的研究相比，有何創新之處？

黎國韜：多年來，我一直想為中國戲曲史研究開辟一個新的領域。前輩老師和同行們的研究比較集中在元明清三代，我想反其道而行之，于是把研究注意力集中在中國早期戲劇史，也就是先秦到宋金時期的戲劇史。經過多年的耕耘，我逐漸開辟了一個新園地，應該說是有所突破的。與此同時，我也考慮到，一個新的領域要能夠持續地產出成果的話，它需要足夠的史料予以支撐。近二十年，我一直努力搜集相關的史料，包括文獻的、文物的、圖像的、口述的，各類的史料。我目前掌握的相關史料數量是目前學界常見、常用的六倍甚至八倍。將這些史料整理出來，不僅可以為戲曲史研究填補空白，還有助于解決早期戲劇史很多重要問題，為將來的整個戲曲通史的撰寫，奠定比較好的基礎。

南都：您在前言說，通過史料說話是您研究早期戲劇形態的一種主要方法。請問這句話該怎么理解？

黎國韜：前些年有學者提出戲曲研究的“向下一路”，大旨是關注清代中期以來興起的花部戲曲，關注近年發現的一批近現代戲曲史料，進而深入研究中國戲曲史。這個思路非常好，但不是唯一出路。與之呼應，我提出了“向上一路”，大旨是關注中國早期戲劇史，關注早期戲劇史料的發掘和整理，關注中國戲劇的“起源、形成、成熟、變異、歷史分期、表演特征、文學特征、史料特征”等重大和重要問題。如果將“向上一路”比喻為一條新的學術航道，那么“史料”就是推動我駕駛的船只不斷前行的燃料。

我曾提出“建構中國戲劇史料學”的設想：第一次是在“《文學遺產》古代戲曲研究論壇”（2019年，臨汾）作大會主題發言時；第二次是在主持“新史料與新視野：中國傳統戲劇前沿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2021年，廣州）并作全會總結報告時。在我看來，“中國戲劇史料學”至少包括“戲劇文獻學”“戲劇文物與圖像學”“戲劇口述史料學”三個基本分支，是研究中國戲劇各種類型史料的源流、真偽、價值和利用方法的科學，也是中國傳統戲劇研究中一門極為基礎的、十分重要的輔助性學科。

南都：嚴謹的戲劇史研究本來就是基于史料的研究，您為什么還要多次提出建構中國戲劇史料學？

黎國韜：雖然學界在研究戲劇史時或多或少都運用到各類史料，但還不是嚴謹的學科建構或者理論建構，我之所以倡議建立這個學科，大概出于以下幾方面原因：第一，過往也有學者提出“戲劇史料學”，但只是零星口號或簡單陳述，并沒有系統、完善的構思；不少學者甚至將戲劇文獻等同于戲劇史料，這更是明顯的誤解；所以我想把一些基本的概念予以澄清，并將基本的范疇界定出來。第二，曾有學者分別倡議建立“戲曲文獻學”“戲曲文物學”“戲曲口述史料學”，但這些倡議和相關探討還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我想借戲劇史料學的建構，把史料學中的三個基本分支學科也逐漸完善起來，從而為未來的戲劇史研究提供幫助。第三，我對于史料比較敏感，這應該源于我曾在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有過兩年博士后工作的經歷，這段時間我接受了一些比較系統的史學訓練，所以建構戲劇史料學其實是我十多年前就想實現的一個心愿。

南都：中山大學戲曲研究團隊是海內外公認的戲曲研究重鎮，請您介紹一下70多年來，它為學界所作的貢獻。

黎國韜：中山大學“戲曲研究團隊”由中山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發展而來，由王季思、董每戡先生創建，經黃天驥、吳國欽、康保成、黃仕忠等先生開拓，至今已有76年的歷史，完整傳承了5代學人，創辦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基地“中山大學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為中文系培育了近200名博士畢業生和博士后科研人員，另有超過400名碩士畢業生。團隊先后設計和獲得5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5個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以及一大批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和青年項目，先后主辦《劇論》（集刊）、《文化遺產》（CSSCI來源期刊）、《戲曲與俗文學研究》（CSSCI來源集刊）三種學術刊物，刊登了大量戲曲史和非遺研究的前沿論文，以中山大學中文系名義出版戲曲研究專著超過200種，一直是中山大學的優勢學科，在海內外戲曲學界享有盛譽。

一個學術團隊能夠長期持續發展，我覺得有幾點特別重要：第一，要有優良的學術傳統，并且穩定地傳承下去。比如戲曲文獻整理一直是團隊擅長的領域，現在新入學的碩士博士研究生仍須接受戲曲文獻校勘和注釋的訓練；又如近30年來，團隊所有師生一直堅持每周或隔周研讀古籍和評議論文的活動，這些對于下一輩學人打好基礎，是有明顯幫助的。

第二，在學術上必須代代創新，并保持較高的研究水平。比如團隊的開創者王季思先生，是以《西廂記》研究和《全元戲曲》編纂而蜚聲學壇的；另一位開創者董每戡先生則寫出了《中國戲劇簡史》《說劇》等名著，是戲曲形態學的先行者之一。到了團隊的第二代，核心人物有黃天驥、吳國欽、黃竹三等先生，他們編撰的《全明戲曲》《潮劇史》以及戲曲文物研究等成果，是對上一代的創新和突破，并一直屹立在學界前沿。到了團隊的第三代，核心人物有康保成、黃仕忠等先生，康老師是古代戲劇形態學的集大成者，仕忠老師則是海外戲曲俗曲文獻搜集和整理的名家，這也是對上一代的創新和突破。正是由于代有創新，團隊才能一直得到學術界的關注和重視。

第三，要有年齡結構較為合理的學術梯隊，這是團隊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和保障。總而言之，中山大學古代戲曲專業有一支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的學術隊伍。

南都：中大戲曲團隊最近有什么新動向？

黎國韜：我最近忙于學術集刊《劇論》第三輯和第四輯的出版工作。該刊物由時任中山大學中文系古代戲曲研究室主任的王季思先生于1990年創辦，主要刊登中國早期戲劇研究、元明戲曲研究、清代戲曲研究及其他戲劇史研究的高質量文章，關注中國戲劇發展現狀，力圖辦成戲曲研究領域最專業、最前沿、最權威的學術刊物之一。該刊物的出版不但為更多學者提供學習、交流與探討的平臺，而且為戲劇史研究帶來新材料、新視角和新觀點，進而為中國戲劇史研究的創新與突破探求新路徑，也為中華傳統藝術、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發揚、保護作出貢獻。

此外，近一兩年內，我還將獨著或合著出版《梁辰魚研究（修訂版）》（30萬字）、《古劇三考》（30萬字）、《中國早期戲劇史論文精選》（80萬字）、《歷代教坊史料輯錄與研究》（80萬字）、《中國早期戲劇重要史料選釋》（60萬字）等作品。其中《梁辰魚研究》是國內第一部全面論述昆劇開山之祖、明代曲家梁辰魚的生平、思想、創作的著作，2007年出版時曾引起較大的反響，鑒于近年來出現的一些新史料與新研究，我對該書作了全面的增改，將于今年內出版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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