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印尼棉蘭到中國廣州，這是一種連結土地與血脈的情愫。

從單字節拼音到方塊漢字，這是一種超越語言與認知的愛戀。

三年前，懷著新奇與忐忑，來自印度尼西亞棉蘭市的三位“姐妹花”踏上了廣州這片土地。

從一竅不通，到漢語“達人”

“一份干煸豆角、一份青椒牛肉，每人再來一碗米飯！”在中大南門的一間中式飯館里，三位印度尼西亞小姑娘熟練地點著菜。上菜間歇，她們嘬著手中的綠豆冰沙，似乎并沒有引起太多關注的目光。眼前的三位女孩有著地道的中文名，操著流利而略帶廣東口音的普通話，吃米飯，用筷子，看上去與周圍的人并無差異。事實上，只有她們自己知道，如今的這份自如，是經歷了怎樣的不懈努力才得來的。

三年前，剛剛高中畢業的周宏芳只身來到廣州，那時的她幾乎對漢語一竅不通，“我聽不懂別人說話，自己也不敢說，連吃飯和買東西都經常遇到困難，直到進入中山大學國際漢語學院的漢語初級班，才慢慢好了起來”。

這樣的經歷不單單發生在宏芳身上。同樣來自棉蘭，李佳玲和黃如馨初到廣州時情況也好不了多少。“雖然之前在國內學習過一段時間的漢語，但來到廣州才發現，中國人說話很快，我們的思維完全跟不上”，兩位女孩不禁大笑著回憶起當時的窘境，“第一天來的時候，我們連路都問不清，總是找不到的士站，費了好大周折才到學校。”

這僅僅只是開始。相比之下，學習漢語的過程也不輕松。回顧初學漢語的經歷，“姐妹花”忍不住大吐苦水，“一開始學漢語真的很困難，既不會寫字，又看不懂，許多詞匯和語法都很陌生，四個聲調還總是發不準。”對此，有著豐富教學經驗的徐霄鷹副教授作出解釋，“由于印尼語是拼音文字，對印尼的初學者來說，可能會感覺學漢語比學英語更難。”

“不過，印尼學生絕大部分是華裔，其家庭語言幾乎都是南方方言，因此與其它來自非漢字文化圈國家的學生相比，學習難度還是低得多；但另一方面，由于漢字的原因，與日韓學生相比，他們的讀寫卻更困難，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徐老師分析道。正因此，除了聽、說、讀、寫基本漢語綜合技能教學外，國際漢語學院的大多數老師必須根據不同國家學生的學習情況，隨時調整課堂節奏，比如對印尼學生讀寫方面的要求就更加嚴格，對泰國學生則主要糾正他們的發音。

三年過去了，“姐妹花”不僅能用漢語進行日常交流，宏芳還因為成績優異跳級成為本科四年級學生，如馨和佳玲大二時分別進入生命科學學院、嶺南學院，同中國學生一起生活和學習。據國際漢語學院周小兵院長介紹，雖然最終的漢語水平與個體差異有關，但大多數從高級班畢業的外國留學生都能掌握基本的漢語交流技能，在中國生活和學習“保證沒問題”。

“來之前，我以為中國很落后”

幾十年前，和許多印尼華人的祖輩一樣，宏芳、如馨和佳玲的曾祖父們從中國大陸，歷經波折與風浪，踏上了一片新的土地，并憑著勤懇和堅忍在那里生根發芽。在以后的歲月里，他們的子孫成長為同時掌握印尼語和閩南語的印尼華人，并有機會重回祖國，學習原本屬于他們的語言。

而事實上，印度尼西亞近年出現的“留華熱”和“漢語熱”浪潮來之不易。1950年，新中國與印度尼西亞正式建立外交關系，雖則源遠流長，卻也一度遭遇“寒冰”。1967年起，兩國關系一度中斷，直至1990年才得以恢復。印尼國內長期存在的華人歧視政策卻并未廢除。因此在很長時間內，這個海外華人最多的國家的漢語使用和推廣處于受限地位， 50歲以下華人漢語的聽、說、讀、寫皆成問題，對于中國的巨大變化更是一無所知。

“來之前，我以為中國很落后，還聽說中國人很壞”，宏芳直言，“到了廣州我才發現，這里根本不是想象中破敗的模樣，反而比棉蘭更繁華，治安也更好。”與父輩相比，三位“90后”女孩擁有更多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的機會，這得益于近年來不斷升溫的兩國關系。

2001年，印度尼西亞政府首次將春節作為公休日，華僑所受歧視大幅解凍，漢語教育限制大門被打開。一時間，漢語教學風起云涌，各種培訓機構遍地開花，“漢語熱”漸漸席卷整個國家。“從中學開始，我們就開設了漢語課，雖然課文都比較簡單，但這大大提升了我學漢語的熱情和興趣”，佳玲說道。據三位女孩介紹，許多印尼學生和她們一樣，都曾上過專門的課外補習班，希望借此提升漢語水平。

“如今中國在印尼的投資越來越多，學好漢語就等于多掌握一門謀生的手藝！”自2005年兩國元首簽署關于建立戰略伙伴關系聯合宣言以來，中國公司加強對印尼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金融、石油天然氣、工程承包、資訊科技等領域也多有合作，雙邊貿易額不斷遞增。既懂漢語又了解中國文化的人，成為炙手可熱的人才。

隨之而來的，是大批印尼學生選擇留學中國。“我們本四商務漢語B2班有15名同學，有5名都是印尼人，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同學也不在少數，而整個學校目前在讀的印尼同學有120多人。”佳玲說道，“與歐美國家相比，來中國的花費較少，而漢語又是第二重要的語言，無論將來選擇回國還是留在中國，學好漢語都會大有用處”。

印尼是第六大赴華留學生來源國，目前在華的印尼學生已超過1萬人，每年增幅超過15%，赴華留學熱度不斷升溫。印尼學生在我校攻讀漢語課程包括非學歷漢語進修、本科、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4個層次。據統計，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到我校國際漢語學院學習漢語的印尼學生人數累計達1361人，其中漢語系本科生82名、漢語國際教育碩士生10名、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對外漢語教學方向）博士生1名。印尼籍漢語進修生人數達1268人，約占各國留學進修生總人數的10%。

周小兵院長表示，“近年來中國學漢語的印尼學生的確更多了。一方面是中國經濟影響力越來越大，貿易往來增多，印尼人希望學習中國發展的成功經驗；另一方面，當然是華人華僑‘尋根’的心理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所導致的。”

如馨說，其實一開始自己并沒有想來中國留學，是年邁的奶奶始終難舍思鄉之情，積極鼓動她回來。宏芳亦是如此，不僅母親希望她回來，且家里在印尼的生意經常與中國有貿易上的往來，來中大讀書也就在情理之中。徐霄鷹老師表示：“很多印尼學生的情況也都如此，祖輩割舍不下鄉情，希望他們的孩子能掌握屬于自己的語言。”

與許多國內大四學生不同的是，作為準畢業生，“姐妹花”上學期的課表上還有不少文化類課程，似乎她們并沒有投入緊張的求職過程中。“如果找不到工作也沒關系，還可以回印尼做漢語老師，現在幾乎每所學校都開設了漢語課，很多小孩從幼兒園就開始學了。”如馨一臉燦爛。

對于大多數留學生而言，他們還是希望能在中國學習和沉淀幾年。“我們下學期才會正式開始求職，希望能找到一份有關對外貿易和國際交流的工作，能留下最好，畢竟這里的生活和工作環境都很不錯。”

學漢語，也學中國文化

很多人不知道，偏于紫荊園以北的那棟樸素典雅的二層紅樓是原嶺南大學神學院的所在，如今成為集結90多個國家1000多名留學生的“大本營”——國際漢語學院和外國留學生辦公室的所在。自1981年以來，共有來自140多個國家的13000多名留學生從這里走出。這幢頗具神秘色彩的紅樓，也自然成為中外文化交流最為直接和頻繁的地方。

紅樓一層的走廊里，常于最顯眼的位置上張貼有最新的學術文化活動預告。我們造訪國際漢語學院時，一紙關于“選修古箏課”的通知引人駐足停留。扶級而上，一間深入閣樓的屋子是專為留學生拓展學習之用的“古箏房”。據周小兵院長介紹，古箏、太極拳、書法等中國傳統文化課程是特意為留學生開設的，同時作為才藝選修課納入課程體系。

“書法很難學，特別是那些古代字體，但很有意思！”宏芳興奮地說。雖然自小生活在華人圈，生活習慣與一般中國人無異，但與上一代相比，年輕的印尼華人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理解和認同遠沒有父輩那么深。也正因如此，從知識講授到文化考察實踐，多維構建文化認同成為國際漢語學院對外漢語教學的重要任務。

周小兵院長表示，目前學院關于中國文化的教育教學涉及多個方面，就廣義的中華文化而言，開設了中國概況、人文地理、中國民俗以及文學作品選讀等課程。選修了這些課程的留學生，能夠從不同角度看中國。如馨告訴我們：“在這些課上，我們要讀《論語》、背唐詩，我記得杜甫和李白是老師最常提起的大詩人。”說完，她還有模有樣地背起《靜夜思》來。

對于留學生的課外活動，周小兵院長有成熟的想法：“在課外，我們更著重于讓學生親身實踐和感受中國文化，除了每學期舉辦漢語作文、漢語歌曲、書法和攝影等比賽，組織兩周一次的漢語沙龍，還安排有文化考察、OUTING（走出去）等教學實踐活動，以配合課堂漢語教學，豐富學生課外生活。最近幾次的OUTING，我們嘗試與學校里如招生志愿者協會、外語協會等中國學生社團合作，讓中外學生有更好的互動。”

今年的中秋節，三位印尼女孩便是和各國小伙伴們一起在漢語沙龍度過的。印有中大校徽的月餅、自己手繪的燈籠，著實讓她們興奮了許久。同樣的，幾乎每到中國傳統節日，留學生們就會聚在一起，端午節去珠江邊吃粽子，冬至則一起動手包餃子，中元節晚上聽校園鬼故事，不一而足。與這些活動同時進行的，還有老師和中國同學的講解。此外，剪紙、扎風箏、編中國結、體驗穿戲服……佳玲很珍惜學院的課外活動安排：“我們能體驗到的，其實比一般中國學生還多。”

“事實上，因為喜歡一個國家的某種文化產品而去學語言的例子非常多，比如國內很多人因為喜歡動漫而去學日語。”由于曾給本科生開過中國民俗課程，徐霄鷹老師對此深有體會，“現在的印尼‘漢語熱’所折射出的經貿因素居多，這固然重要，但文化的影響才是恒久的。我很希望我們的國家，文化軟實力能進一步提升，從而使這一潮流穩定而持續下去。”

適逢今年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后首次訪問印尼，印尼的“漢語熱”也在此背景下持續升溫。轉眼間，周宏芳、李佳玲、黃如馨這三位印尼姑娘在中大已經學習生活了三年。她們悉心體會和理解這個古老國度的文化，逐漸融入這所開放包容的大學的生活。在未來，她們也將帶著中大人的印記，以漢語為橋，成為促進中國和印尼經濟文化交流的美麗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