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圖志·佐史 研書 彰善：中大建筑匾額》專題地址：點擊此處查看。

中山大學檔案館所藏一張老照片，記錄下1922年原嶺南大學“最新最靚的招待室”——馬應彪招待室落成時的情景：年近花甲的馬應彪先生西裝革履、手持禮帽，淹沒于衣著入時的賓客之中。其時的馬應彪招待室四周空曠，與今之所見柱廊加建窗扇的外觀略有不同，正門之上亦未嵌有商承祚先生所題“馬應彪招待所”白石匾額。

如今，在中山大學，像這樣由名家大師或社會賢達所題的匾額星布于校園各處。如北校區紅樓頂上的“中山醫科大學”為鄧小平同志受毛文書教授之邀于原中山醫科大學119周年校慶時所題，南校區“永芳堂”“陳寅恪故居”均為國學大師饒宗頤之留墨。或懸于高堂廣廈之上，或掩映于紅磚綠瓦之中，諸樓匾額輝映成趣，于靜默處細訴中大百年的動人傳說。

以匾研書 閱夫子風流

談及校園里的建筑匾額，古文獻研究所鐘東副教授首推其美感，“如一扇窗”，可從中洞見匾額背后的文化密碼，尤具歷史價值，“中大建筑匾額題寫人在不同領域長袖善舞，身份地位不凡，其中一些人物的成就甚至代表了一個時代。”

透過這扇窗，我們不僅得覽孫中山、宋慶齡、鄒魯、戴季陶等與中大淵源頗深人士手書，也可欣賞費孝通、饒宗頤、金庸等文化大家的墨寶。而在中大建筑匾額、碑記上留字最多的，還數容庚、商承祚兩位古文字大家及其弟子。

容庚先生所題“爪哇堂”“十友堂”“榮光堂”樓匾皆為楷書，落款僅“容庚”二字，干脆利落。古文獻研究所陳永正教授稱其書法“高韻深情，堅質浩氣”，兼而備之。商承祚先生所題匾額書體不一。中文系陳斯鵬教授解讀道：“馬應彪招待所”“懷士堂”“張弼士堂”等匾文屬篆書，細分來看，前二者屬大篆、后者屬小篆；而“陳嘉庚紀念堂”“惺亭”“哲生堂”“梁銶琚堂”“英東體育館”等則屬古隸，也稱秦隸。

“商先生書寫出來的線條有碑刻一樣的凹凸感。”中文系田煒副教授介紹道，商承祚書法的最大特點是金石氣，且凝重典雅，“他把學人的學問學養與書法結合在一起，書法中體現出他對于古文字的認識和感悟。這其中以隸書最有特點，他在秦隸的基礎上加入自己見解，創造出了別具一格的隸書寫法。”據載，20世紀20年代初，商老曾設想過：“由秦小篆至漢隸這段過渡期間的隸書當已產生，其篆體當更甚。”1975年云夢簡書出土，得見秦隸真貌，商老滿心歡喜，“反復讀之，深知由小篆而漢隸，期間的秦隸百分之九十未脫離篆體，亦有不少橫畫和擦筆已蓄挑勢”。年入古稀的商老遂轉攻秦隸創作，在大量摹寫的基礎上，獨創了被書壇稱為“商體”的秦隸體書法。

容、商門下弟子常將二老所書金文作比較，容老的高古雍容、清蒼質樸，商老的則閑澹松秀、溫厚醇雅。 書如其人，或許這正是二人性情的寫照。在容商二老高足們的眼中，容老性格耿直，商老則性格很溫和。十年動亂，容庚曾自稱“野馬”，誰也駕馭不了，又自稱“鬼鎖”，誰也打不開。批儒風起，容庚又疾呼：“孔子無罪，何可批哉！民不畏死，吾寧蹈珠江而死乎！”曾憲通教授曾憶述，晚年的商老好管閑事，看到學校里的布告有錯字，便在上面改正并署名。當時他住的地方和中文系之間有個小門常年不開，他老寫信向學校反映，開頭還署名，后來寫多了就干脆自署“多事商”。狂放不羈如容老，溫潤癡趣如商老，學人真性情躍然眼前，或也早已滲于筆端，為靜默的匾額注入絲絲人文情懷。

回首上個世紀的中大學史，容商二老在書法上的“雙絕”不過是兩人眾多交集中的一次齊名，他們更是開啟了中山大學古文字學科的輝煌時代。容庚1894年出生于廣東東莞，1922年憑借三冊《金文編》稿本打動了著名學者羅振玉，破格成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其時，1902年生于廣東番禺書香門第的商承祚也正求學于羅振玉門下，兩人由此初識。1923年，年僅21歲的商承祚即出版了《殷墟文字類編》，王國維為此書作序，將唐蘭、容庚、柯昌泗和商承祚四人并稱為“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學者”。1925年，容庚研究生畢業，成名作《金文編》出版。1927年，商承祚任中山大學教授，1948年復任中山大學語言學系、中文系教授。容庚1946年至1952年任嶺南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52年院系調整后，兩人同在中山大學，又同在古文字研究室辛勤耕耘。1956年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經批準成為全國高校首個專門研究室后，容商二老聯名招收研究生，先后培養出曾憲通、孫稚雛、陳煒湛、張振林、劉昭瑞等學者并留在中大，于古文字學陣地開一園桃李、領百粵風騷。

以匾佐史 證百年滄桑

追憶往事，如晤故人。容商二老手書之匾額于樓堂之上閑看花開花落，不覺已有卅載春秋。可曾有人想起它們的前世今生，是否也如史詩般波瀾壯闊。

惺亭：一九八一年秋 商承祚題

馬應彪招待所：一九八一年秋 商承祚題

懷士堂：一九八二年二月 商承祚題

哲生堂：一九八二年春 商承祚題

……

不難發現，這些老建筑上商老的題字集中在1981至1982年間。時間是否逗漏著更多的歷史信息？容、商二老珍貴的題匾真跡又藏于何處？ 2013年11月，中山大學檔案館，1981年第47號卷宗為我們還原了33年前的那段歷史：

我校校園內原來嶺南大學有不少建筑物是具有紀念性的，或是由愛國華僑熱心捐獻的，并用他們的名字命名。過去在左的錯誤思想影響下，全部紀念牌匾被毀掉了，影響極壞。為了紀念支持祖國教育事業的愛國華僑，保護和發揚僑胞愛祖國、愛故鄉的熱情，我校參照上海交通大學的做法，決定把海外華僑、港澳同胞捐建的榮光堂、爪哇堂、陸佑堂、十友堂、馬應彪招待所等十座建筑物的名稱恢復起來，準備在校慶前后把石匾重新裝置原處。

最近，嶺南大學廣州地區校友會的負責人，得知我校恢復上述建筑物的牌匾后，表示十分高興和擁護，并且建議：一并恢復懷士堂（一九一五年美國史懷士先生捐建。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先生在此發表題為《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的演說，并痛斥帝國主義派炮艦到白鵝潭示威的侵略行為）、哲生堂（一九三零年孫科任鐵道部長時撥款建造）的名稱。

從卷內文件往來可見，經過校方和嶺南大學廣州地區校友會的奔走努力，榮光堂、懷士堂等12座建筑得以復名，成就今日所見這批于1981至1982年間恢復的建筑匾額。更令人驚喜的是，卷宗內竟還裝訂有容、商二老為題匾的書法原件！

小心翼翼地打開，宣紙已泛黃，字書卻愈顯風骨。有館員稱：“館藏量多，工作年間尚不知館內藏有容商二老上世紀80年代的題匾真跡。”對檔案館原副館長李少真而言，這卷檔案意味著更多。“容商的題匾原件是田老館長收集整理的，卷宗封面的毛筆字出自他手，我認得，我認得！”李少真老師略顯激動，回憶起老檔案人以館為家的年歲。她尊稱為“田老”的正是檔案館原館長田清干。

上世紀50年代，田清干老館長以調干生身份入讀中大歷史系，畢業后留校工作。其時檔案館尚未成立，文書檔案室掛靠在黨辦，只有田老一名工作人員。沒有電腦的歲月，田老用毛筆謄寫資料，字跡端正清晰。田老喜歡出外收羅“寶貝”，學校舉辦60周年校慶圖片展，待活動結束人群散去，田老便把圖片一張張收回館中，整理歸檔。“晚上，檔案館就是田老的家，他常常在張弼士堂（時為檔案館所在地）工作到很晚。可能是長期坐著整理檔案，后來查出股頸骨壞死轉移，70歲就走了……”

“由于人為或自然等原因，文書檔案本來就很脆弱。你們找到的這份檔案不僅是中大人文價值的重要記憶，也承載著老檔案人的艱辛。我們要為歷史負責，要對得起前人，這也是檔案工作的一大要義。”事后，李少真老師這樣說道。

那么，中大建筑匾額在十年浩劫之前如何？我們可從馬應彪夫人護養院的兩塊紀念刻石窺見一斑。其正門墻上分別勒有中文楷書“馬應彪夫人護養院 中華民國七年刻石紀念”及英文“COLLEGE INFIRARY GIVNE IN HONOR OF HV WIFE BY MA YING PIV TRVSEE AD1918”。此外，格蘭堂正門墻上也保存著“1915年勒”的中英文紀念刻石兩塊。書之者誰？淵源如何？目前尚無據可考。

作為康樂園早期建筑附屬的牌匾似乎已沉入歷史的暗流，然而，中大建筑匾額的故事卻遠沒有結束。

以匾銘樓 感斯人善德

1984年10月27日,梁銶琚堂舉行落成典禮。她不僅是內地高校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座由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捐資興建的建筑，更是第一座以捐贈者命名的建筑。中山大學在接受港澳和海外捐贈這件事上，著實敢為人先，其時校長正是黃煥秋。隨后，由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捐建的英東體育中心、冼為堅堂、善衡堂等如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南校區西南一隅的生命科學學院建筑群——曾憲梓堂、曾憲梓堂南院、馬文輝堂、賀丹青堂等的陸續建成，正是社會賢達襄助教育的一個縮影。

1990年11月11日，曾憲梓再次回到母校中山大學。這一天，他選擇了一條暗紅色領帶，攜夫人參加“曾憲梓堂”落成典禮。經過多年奮斗，曾憲梓親手創建了金利來集團，并擔任集團董事局主席，成為聞名世界的“領帶大王”。這或是他1961年從生物學系畢業時所沒有想到的。畢業后，曾憲梓的名字依然和中山大學緊密聯系：1984年，為祝賀母校60周年大慶，曾憲梓和伍宏育從北美、東南亞等地區采回的一批珍貴生物標本捐獻給生物學系，這批標本包括美洲特有的密西西比鱷和東南亞特有的風鳥等；1987年4月17日，曾憲梓回母校訪問，并表示一定要為國家、為廣東家鄉、為母校作出貢獻。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1990至1994年間，曾憲梓先后捐資建成曾憲梓堂、曾憲梓堂南院、曾憲梓樓（生命科學學院教授住宅樓），為中山大學生命學科教學與科研的發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伴隨著生命科學學院的成立與發展，生物標本的集中與保存問題也提上議程。“生物博物館成立之前，這些來自原嶺南大學和中山大學的生物標本散在各教研室無法集中，舊生物樓樓齡較老，承重亦成問題。當時馬文輝、盧雪兒伉儷剛好有意愿做一件對中大、嶺大都有意義的事情。經過多方努力，馬文輝堂就這樣建起來了。”生命科學學院李鳴光教授回憶道，“馬文輝夫婦之所以有此善舉，是因為他們和中大有淵源，馬文輝曾就讀于嶺大附中，盧雪兒則為中大校友。”

馬文輝、盧雪兒與中大的淵源不止于此。馬文輝之父馬應彪先生系先施公司開創者，曾追隨孫中山致力于民主革命，是原嶺南大學首屆華人校董，曾捐贈馬應彪夫人護養院、馬應彪招待所等多棟樓宇。改革開放后，馬文輝先生重返康樂，睹物思人，親情愈切。1989至1990年，馬文輝先生先后捐資擴建馬應彪招待所和馬應彪夫人護養院。在攝于1990年12月21日馬應彪夫人護養院擴建落成典禮的照片上，我們得見馬文輝先生一襲長袍、銀髯飄瀟，盧雪兒女士立于馬先生一側、笑靨如花。

1996年12月21日，被老生科人親切稱為“馬太”的盧雪兒女士再次回到中大參加剪彩儀式。六年后的這一天，是馬文輝堂的落成典禮。“（馬文輝）復念嶺大中大所藏生物標本，俱譽于世。遂贈建馬文輝堂，展列珍品。惜藍圖方擬，先生遽逝，賴夫人盧雪兒女士暨哲嗣馬健源先生秉承遺愿，終成杰構。”《馬文輝堂記》記述下這一經過。盧雪兒女士等人再次于典禮上合影留念，只是這一次，馬文輝先生已不在身邊。

2003年11月8日，賀丹青堂落成，用作生命科學學院生物技術實驗樓。該堂由廣州市利建企業集團捐資興建，以集團總裁賀丹青命名。生命科學學院原黨委書記黃治河回憶起當時和賀丹青先生交談的情景，說道：“賀丹青先生和中大沒有直接的淵源，當時他剛好認識一位中大校友，那位校友想為母校做點事，生物實驗樓便應運而生。賀丹青先生覺得做這事是一種緣分。”生命科學學院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發展和壯大，與這些校友和社會人士的“緣分”不無關系。

以匾銘樓，寥寥數字銘刻下厚重的文化意蘊。從有到無，再從無到有，歲月的風多少次輕拂過枝頭，它們看見了，它們要讓我們也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