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6年9月23日。我到中大報到，正式跟隨王季思先生和黃天驥老師攻讀博士學位。同屆同學還有南京大學教師鄭尚憲和華東師大應屆畢業生謝柏良。

一周后，國慶剛過，王先生赴山西臨汾參加第二屆古代戲曲學術研討會，讓我們也一起去。

這是一次有將近200人參加的學術會議，規模宏大。據說前一年在鄭州開的第一屆，也是名家薈萃，俊彥齊集，規模盛大。但之后再也沒了第三屆。季思先生是古代戲曲學會的會長，也是會上幾位資深學者之一。下榻后，他把我們三個博士生召去，特意叮囑:你們年輕人，要與年輕人交朋友，那是一生的朋友。

聽從先生的話，在這次會議上，我們結交了一大幫“一生的朋友”:剛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分配去北京戲曲學院的卜鍵、《文學遺產》的李伊白、南京大學的周維培、南開大學的陸林、安徽大學的朱萬曙、北京大學的李簡、中華書局的馬欣來，同時還熟悉了中大同門董上德，學弟陳維昭、鐘蘊晴、云亮，在暨大讀研的小師妹王小雷，華師的周國雄老師等等。20多年后，我在大木康教授那里看到會議合影，發現那次他也在!

會議期間，我們一同到《西廂記》故事發生地——蒲州普救寺，尋訪當年那位多情才子跳墻的蹤跡，像張生一樣，久久佇立黃河渡口，領略那濁浪排空的九曲風濤。歸途中，在西安的碑林里感受那剝蝕的時光，在華清池邊，想像貴妃出浴、力士捧靴、李白揮毫的身姿。我們還登上了華山，在西岳之巔仰天長嘯，笑指日出，聽野老閑話沉香太子劈山救母的傳說。真可謂同學少年，意氣風發。

二

黃天驥老師當時是系主任，行政事務十分繁忙，甫見面，黃老師就輕松地開起了玩笑:“我的任務是把你們招進來。你們的學習，我就交給王老師了。”

我們這一屆博士生，文理在內，全校才11個人，都是恢復高考后上的大學。有這么好的平臺，這么好的資料條件，又有這么好的導師帶領，我們簡直是放開了步子撒野，個個躊躇滿志。

上世紀80年代初，學術研究剛剛撥亂反正，回歸正道，舊跡未盡，新途待拓，新觀念、新方法紛至，我們在這個背景下打下了學術的基礎，又個個力求走出自己的新路。尚憲從廈門大學考入南京大學，基礎厚實，為人純樸，其學謹守師訓，老老實實地做著版本比勘研究；柏良從湖北師院考入華東師大，沾得海上風氣，心高氣雄，著力于構建自己的獨特體系。我則謹奉老杭大“論考結合”的準則，力求將理論與實證融通。我之所為，正好介于兩位師兄之間。三人秉性各異，風格不同，卻可互濟。兩位導師經常是讀到我們發表出來的文章，才給予評說的。他們微笑著頷首肯定，然后委婉地提出意見與建議。我們高高興興地接受了表揚的話語，卻有意無意地漏過那些批評的詞句。在那個神州復蘇的上世紀80年代，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生機勃勃，年輕的我們，意氣風發，睥睨四海。

當時不定期地會舉行精心安排的“輔導課”(研討課)。地點就在王先生家的客廳，時間是一個上午或下午。所有討論課，先生都全程參與，并發表意見。有幾次是王先生親自主講。

那時還沒立起“研究團隊”的旗幟，實際則已形成。參加研討課的，中年一代有蘇寰中、黃天驥、吳國欽三位老師，年輕教師有羅斯寧、歐陽光、師飚、康保成、董上德，學生則是我們三位博士生，有時也有碩士同學參加。那時外部學術交流很少，這個群體卻能經常展開內部研討，對我們三位初窺學術門徑的博士生來說，等于是得到了一次次的集體輔導，因而大開眼界，收獲良多。

研討課每次都有一個主題，有時是精選的戲曲史問題，有時取學界新發表的論文，或由老師主講，或由同學承當。研討中所有人都是自由發言，直率表達自己的見解，或是不同看法。我不僅觀察到師長們各自的個性、風格以及學養，還能體會到年齡和經歷的不同而產生的“代際”差異，觀察到各人在理論掌握與邏輯思考等方面的特色，內心也頗有躍躍欲試的沖動。

有兩次研討課，讓我印象深刻。

一次是王季思先生主講悲劇，他提出中國古代戲曲的特征是“悲喜相乘”，并作了系統闡釋。我聽了，有一種每個毛孔都被打開的感覺，幾乎渾身發抖，一時浮想聯翩，十分激動。課后我將其整理成文，題作《悲喜相乘——中國古典悲、喜劇的藝術特征和審美意蘊》，成為先生晚年最重要的論文之一。發表時，先生特意附言:“這是我的博士生黃仕忠根據我一次輔導課的講授提綱和錄音整理的。第四節里融入了他個人的一些見解。”我為先生整理的另一篇文章，先生也是特附一筆:“這是黃仕忠同學根據我的提綱和談話撰寫的。在某些段落還融進他自己的見解，不見拼湊痕跡，這是不容易的。”其實我在整理時有改動、調整，加了我的淺見，先生卻不以為忤，附言肯定。

另一次是黃天驥老師主講元代鐘嗣成的《錄鬼簿》。黃老師沒有寫提綱，即席開講。切入的角度十分特別，仿佛打開了一扇新的門戶，令人思緒萬千，更有許多新的角度與新的可能在我腦海中活躍了起來。我的書寫速度比較快，把主要內容記錄下來了，課后安排新入學的博士生作整理，就把筆記給了他們，可惜最后卻未能成文。多年之后，我說起此事，黃老師也說，那天忽然靈感觸動，紛至沓來，許多以前從來沒想過的問題，一下子冒出來，又全部貫通了；可惜事忙，后來這種靈感消失，就再也記不起來了。我覺得十分遺憾，不然，學界應能收獲一篇出色的論文。

入學第二年(1987)夏天，黃老師組織在佛山西樵山舉辦《長生殿》討論會，不要求與會學者提交論文，“只帶頭腦來就可”。事先安排尚憲和我撰寫研究綜述。我們花了近一個月時間，認真閱讀了所有能找到的有關《長生殿》的論文和著作，寫出了三萬多字的綜述，印發給與會代表，也讓我們對有關問題有了一個底。

會上的討論精彩而激烈。每個問題，都引發不同的回應，引出更深入的思考，更激烈的爭論。學者之間各執己見，互不相讓，爭得面紅耳赤。也因為這樣，很多細節，很多從來沒有被關注的問題，被一一翻了出來，讓人耳目一新。

我在記錄時，也悄悄地觀察著學者的個性。有的性急氣盛，搶先發言，邏輯嚴密，言辭犀利，直入人心，例如南開大學的寧宗一教授；有的則是沉穩含蓄，到最后才發言，已經系統地梳理了前面的討論，附以己見，給人條理清晰、滴水不漏的印象，例如華東師大的齊森華教授。

會后，我和尚憲根據錄音記錄成文字，編為《〈長生殿〉討論集》，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季思先生認真準備了提綱，作了20多分鐘的發言，會后他又審讀記錄，做了細致的補充。他說發言時口頭表達跟不上思路，會有缺漏。這種認真的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許多年之后，與會學者回憶起來，仍贊口不絕，稱這才是真正的學術討論會。

那時我們還在先生家里唱“堂會”，從昆曲、現代京劇到地方戲，眾位師兄弟(妹)各顯身手，連黃天驥老師也一展歌喉，演唱了粵劇，且有身段表演，讓王先生十分開心。我也被推上場表演越劇《紅樓夢》唱段，民樂專業出身的謝嫂子用二胡伴奏，這是我第一次隨伴奏唱曲，一心想著配合，結果總慢半拍。尚憲小聲對我說:你只管唱，她是有經驗的，會隨唱合樂。于是讓我對演唱與伴奏的關系有了新的體悟。

三

博士3年，我們是在兩位導師的關心與指導下，在一種亢奮的情緒中度過的。中大為博士生提供了單人間寢室，讓我們不受干擾地安心學習，當時在全國也是獨此一家。

入學時，每人都給發了一個經費本，每年800元經費，都歸個人支配，只要符合財務制度，經過導師簽字，就可以自由開支。所以1987年暑期，我為散心而有西北之行，前后歷時43天，經西安、麥積山，蘭州、甘南拉不愣寺，西寧、柴達木，轉敦煌，再往烏魯木齊，游歷了北疆和南疆。在柴達木往敦煌的戈壁沙灘上，草色遙看近卻無，感悟到生命的艱難和個人的渺小；在無邊的塔克拉瑪干沙漠北沿和劈開漫漫黃沙蜿蜒千余里的黑色公路上，體會到心胸被撕開的感受。正是這次游歷，我忽然找到了生命的節律，將混沌復雜的思緒化為有序；而回到廣州寢室，首先看到的卻是先生囑師母寫給我的安慰的便箋……

多年后，尚憲為我的論文集作序時寫道:

綠樹掩映的“玉輪軒”里，我們無數次圍坐在兩位恩師身旁，聆聽諄諄教誨。初夏時分，我們趴在宿舍窗口，用細竹竿勾取潔白的玉蘭花，給遠方的親友寄去縷縷芳香；秋冬時節，漫步江堤，看著夕陽將珠江染成一派通紅，然后踏著暮色回到斗室，黃卷青燈讀到深夜。元旦晚會上，我們不敷粉墨就昂然登場，在哄堂大笑聲中，串演了一出“歪批三國”。

然而更難忘的，還是三年中那無數次竟夕長談:在書堆縱橫的桌上挪出一小塊空間，擺上一把缺了嘴的茶壺，兩個銹跡斑斑的小茶杯，泡上一壺從家鄉帶來的大葉茶，然后就海闊天空地聊將起來。我們聊人生，聊理想，聊家鄉趣聞，聊往日師友。常常一聊聊到深更半夜，茶壺里倒出來的水早已淡白無味，而我們的談興卻越來越濃。一個個想法在神聊中產生，一篇篇文章在聊天后出籠。無論我還是他，每當有了一個新的想法或讀書有所得，第一個念頭就是找對方聊聊，切磋切磋；每篇文章脫稿后，總要讓對方第一個過目，提提意見。有時候干脆合作撰寫。這種學問商量之樂，是常人難以體會的。

前些天，尚憲問我:“有一次你穿著拖鞋去系辦公室，被反映到黃天老師那里去了，不知道你是否還記得?”

我說:“記得。那時十分放飛自我，‘目中無人’，一頭沉浸在自己的問題里，每天都在書堆里泡十來個小時。快中午了，才騎個單車，趿著拖鞋去系里看信，然后飛快返回，從來沒留意別人會怎么看……那種‘與人無關’的感覺，仿佛就在眼前:騎著單車，穿行中大，哪怕知道遇見的人是誰，但既然我們從來沒有打過招呼，那就是不認識，對不?我不問候你，你也不用招呼我，大家都省事、省時間，多好!——于是飛馳而過，目不旁視，瀟灑快活!”

我們很幸運，就是在這樣神采飛揚的日子里，學習、生活、思考、成長，完成學業。

我在第二學年結束時，才確定以“負心婚變母題研究”作為博士論文選題。這是碩士時所作《琵琶記》研究為原點，往上追溯到《詩經》的《氓》《谷風》；往下則一直到1988年諶容《懶得離婚》，展開“文學社會學”的解讀。這是受到王先生《從〈鳳求凰〉到〈西廂記〉》《從〈昭君怨〉到〈漢宮秋〉》等論文的影響。這個選題背后有高考和知青返城所引發的社會問題——學術研究應當關注現實，也是先生一直強調的。

我們博士畢業時原定邀請北京、上海的學者來主持答辯，最后因故未成，臨時改請本地學者。商議那日，先生老淚縱橫，哽咽不能成聲。此情此景，至今猶在眼前。

6月中旬，我們順利通過答辯。不久，先生“自愿退休”，從此不再招收研究生。就這樣，我們3年的博士生生活，以及我心飛揚的上世紀80年代，也從此落下了帷幕。

□黃仕忠，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所長、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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