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地域特性很早就引起了古之學者的注意。《漢書·地理志》與應邵的《風俗通義》等，就把一地之山川形勝與一地文化的特征結合起來。劉勰《文心雕龍》追溯屈原何以能“洞監《風》《騷》之情”，也認為得之于“江山之助”。可見地域文化是古代學者一直關注的主題，嶺南文化當然也可以放在這種中國文化源流中來考察。

在中國文化的多個板塊中，嶺南文化是區別于中原、江南等地方文化的獨特存在。嶺南文化在歷史上是深受嶺南地域影響而逐漸形成的本土文化類型，其最初的影響也主要集中在嶺南一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特別是明代以前，嶺南文化雖然也自足自洽，但毋庸諱言，在中國文化的版圖中卻相對邊緣。唐代名臣杜佑依據《禹貢》對九州的論述，認為嶺南的物產貢賦、名山大川均不見《禹貢》記載，從而把嶺南排除在九州之外。此說雖然并不流行，但至少歷史上也有過這樣罕見的說法，在少數人看來，“九州”之外的嶺南在文化上的影響就更微乎其微了。

嶺南的“嶺”指南嶺。由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和大庾嶺五座山脈組成，大體分布在廣西東部至廣東東部和湖南、江西四省邊界處。現在主要指廣東、廣西、海南以及香港、澳門，粵港澳大灣區則是嶺南的核心區域。這意味著，廣義的嶺南文化隨著時代的發展，其輻射的地域也相對收縮，廣東逐漸成為嶺南文化的主要地域。

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南北差異逐漸引起了學者的注意，但在他們的觀念中，往往以江南代替南方，而嶺南不與焉。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王國維《屈子文學之精神》、魯迅《北人與南人》，他們筆下的“南方”都不涉嶺南。

劉師培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說：“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南北方的分際在哪里呢？劉師培說：“南聲之始，起于淮、漢之間；北聲之始，起于河、渭之間。”神州的語言尚且“隨境而區”，何況文化呢？劉師培觀念中的南方文化是從淮河與漢水之間開始的。

王國維的《屈子文學之精神》以長江流域特別是楚地的屈原為南方文學之代表。魯迅的《北人與南人》，大致相當于京派與海派，江南也主要只取上海一地。由此可以看出，在王國維、劉師培與魯迅等人的筆下，所謂南方大體到江南而止。被冷落的嶺南，在強勢的北方文化中，幾乎找不到蹤跡。

在季節感、風物感以及情感生成的方式上，北方文化與嶺南文化堪稱判然有異。如“悲秋”是中國文學的主題之一，宋玉說：“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堪稱悲秋的代表。何以悲秋呢？在北方到秋季，萬物開始凋零，天地肅穆，自然會引發生命的焦慮和驚恐之感。而在嶺南，秋季是四季中最為舒適的季節，秋花如春花一般依舊燦爛、熱烈，嶺南人基本上不可能去悲秋，只是當秋葉在春天翻飛的時候，才宛然有一點北方之秋的感覺。劉禹錫《秋詞》“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之句，雖然依然是寫的北方之秋，但移諸嶺南，才是最有普適性的。所以中國文學中悲秋嘆秋的主題，便是典型的北方強勢文化與嶺南弱勢文化的區別所在。相對于北方，嶺南人對季節的交替感相對要淡漠甚至遲鈍得多。嶺南與江南，雖然都在南方，但在古代文化的集體認同中，嶺南僻居南方之南，自成一家，與江南、北方的交流因為地理的原因而困難重重，而江南與中原幾乎一體，嶺南與中原實際上處于長期隔膜的狀態。

隔膜影響發展與融合，但也保持傳統和特色。據考古發現，數十萬年前就有人類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郁南磨刀山遺址就屬于舊石器時代遺址，嶺南文明的歷史因此與中原等地一樣十分古老，把嶺南看作是中華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這種嶺南原生文化因為地理位置的限制，與北方文化的交流交融顯得十分困難、十分緩慢，但也因此保存了比較原生形態的嶺南文化。如《山海經》即有“番禺始作舟”之說，則嶺南船舶制造業就是早期嶺南文明的重要內容之一。

南嶺不僅是嶺南與嶺北在地理上的分界線，也是文化和歷史的分界線。北方冷空氣因為南嶺而被強勢阻止，南風暖濕氣流也因此無法北上。客觀上形成了嶺南氣候溫潤，生態多樣的自然地貌與風物特征，與北方形成了比較大的差異。歷史上的南嶺，客觀上阻礙了南北交通，但魏晉南北朝時，因北方戰亂，許多北方特別是中原一帶人為求生存，遷居嶺南，形成了嶺南的客家文化，以及帶有原生意味的廣府文化與潮汕文化。從另一意義上來說，嶺南的多民族共存，多文化共生，也堪稱民族融合的典范。

雖然古代嶺南偏于一隅，在地理上遙隔強勢和主流的中原文化。但南北交流、民族融合的大勢終究不可抵擋。如果梳理嶺南文化的發展，嶺南對中原文化大體經歷了受容、兼容、包容的階段，并最終自成一家。從漢代開始，隨著中原士人的陸續南下，北方文化開始浸潤并影響到嶺南文化的發展，如謝靈運與江總就是其中代表，只是交流之始，影響不大而已。真正影響到嶺南文化應該主要是在唐宋時期，這一時期，一批優秀文人如韓愈、劉禹錫、蘇軾、楊萬里等被貶嶺南，不僅形成了嶺南獨特的貶謫文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嶺南文化，唐代張九齡與宋代余靖在全國也有一定的聲望，張九齡有相位之尊，而余靖則將傳統頌體與契丹語詞匯合一，別成一種新的詩歌景象。嶺南文化對北方文化的受容漸成規模，同時結合本土文學，呈現出一定的兼容特色。換言之，唐宋時期的嶺南文化，雖然大致呈現出北方文化與嶺南文化雙水并流的態勢，但其實嶺南文化的內質也在悄悄發生著變化。

明清兩代在受容和兼容的基礎上逐漸形成自己的包容的文化品格。屈大均《廣東新語》認為廣東文學“始燃于漢，熾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明代的嶺南文化開始在中華文化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開始引起了北方文化的關注，并在清代持續發揮影響。明清嶺南特別是今廣東地區文人結社十分活躍，從明初南園五子到此后的南園后五子、南園十二子，清代從嶺南三大家、惠門四子、嶺南四家等，這些社團活動頻繁，作品成就明顯提升，在全國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并且由結社而逐漸發展為地域性的文化、文學流派，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如南園五子之首孫蕡、南園后五子的歐大任、嶺南前三家的黎遂球、嶺南三大家之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以及明代丘濬、陳獻章、湛若水、黃佐，清代廖燕、宋湘、張維屏、梁廷枏等，都是有全國影響的文人。可以說，明清兩代的嶺南文化已經成為中國文化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峰巒獨具，影響廣泛。

嶺南文化真正在全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還是從近代開始。在中原文化的長期影響下，加上近代海外文化從嶺南的強勢進入，使得嶺南文化迅速完成蛻變并傲然崛起，開始以比較強勢的面目而反哺北方文化，完成了新一輪的南北文化融合。其中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等領風氣之先，以過人的才膽識力推進了近代革命文化的發展。在嶺南文化的內質上，不斷鍛造提升出強大的包容性、突出的思想性、強烈的忠義性、自覺的創造性和獨創的雄直性等新的品質，有力地豐富并提升了中國文化的格局和境界。

嶺南是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發源地之一，海岸線漫長，海洋文化的特質成為嶺南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沿海岸線，嶺南形成了獨特的疍民群體，而在文化信仰上，也形成了不少與水相關的媽祖、龍母等信仰，這也是嶺南原生文化的重要類型。當然，海洋文化的影響要更廣泛，嶺南文化中的冒險精神，勇于開拓，都可以看作是海洋文化的影響所致。嶺南重視商業發展，廣州十三行不僅是廣州一地商業文化的代表，也是全國商業文化的一個典范，粵商與徽商、晉商共同構成歷史上著名的“三大商幫”。明清時期，粵商的影響力幾乎無處不在，在全國建立了很多粵商會館，其商業觀念和運作模式也影響到全國很多地區。嶺南文化務實、開放、兼容、創新的品格由此而最終成型，這是獨屬于嶺南的“江山之助”。

新時代新發展，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的五大戰略定位：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區；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一個定位于世界級的灣區從此確立，嶺南文化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要在世界上形成自己的文化品牌。現在世界上主要有四大灣區，兩個在美國：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一個在日本：東京灣區，一個就在嶺南：粵港澳大灣區。這四大灣區入選2023年世界大學第三方指數的大學是135所，粵港澳大灣區以25所位居第三；在競爭力得分方面，粵港澳大灣區以55.06分次于紐約灣區的100分，排名第二。這些數據看上去好像還可以，但換一個角度，全球前十二的高校無一來自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是現代文明的重要體現，這意味著我們灣區的高等教育在提升質量和影響方面，還是其途漫漫。但有危機感，才思改革與進取；有目標，才有明天和輝煌。

嶺南文化，一種值得期待的正在健步走向世界級的文化。

（作者是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系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廣東省中國文學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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