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選集》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領袖著作，一共有四卷。不過也許很多人都不知道，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的《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的最后一卷即第四卷，是1960年他在羊城廣州親自審定的。

毛澤東與廣州頗有淵源。實際上，不僅《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第四卷是在廣州審定的，《毛澤東選集》的開篇之作即《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也是在廣州寫成的，那是在1925年，這一前一后，都在廣州。

1960年1月27日，這一天是除夕，毛澤東一大早就來到了廣州，住在小島招待所。在廣州的一個半月時間內，他要么住在小島招待所，要么住在雞頸坑的廣州軍區招待所。他先是用了較長的一段時間，同身邊的"秀才"們即陳伯達、胡喬木、胡繩、田家英、鄧力群以及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等人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邊讀邊談；然后從2月27日開始，在雞頸坑審讀《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文稿，參加者主要有康生、胡喬木、田家英，審讀時間分別為2月27日、28日、29日、3月1日、2日下午至晚上（下午5時開始，晚上8時或9時收工）；以及3月5日、6日下午；3月8日晚上，共8個半天。3月8日，在小島招待所審讀完畢。小島招待所即今天的珠島賓館，雖位于廣州鬧市區，但鬧中取靜，曲徑通幽。毛澤東審讀完《毛選》第四卷后，于次日上午乘專列離開廣州。

眾所周知，《毛澤東選集》開篇之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一著名論斷對中國革命產生了深遠影響。那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又講了什么內容呢？毛澤東自己對《毛選》第四卷又如何評價呢？

《毛澤東選集》共四卷，第一卷收錄的是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文章，第二、三卷是抗日戰爭時期的文章，第四卷則是解放戰爭時期的文章。前三卷涉及的歷史距離新中國成立較遠，分別于1951、1952、1953年出版，第四卷涉及的歷史距離新中國成立較近，50年代初出版時機還不成熟，在第三卷出版7年之后才于1960年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反映的是解放戰爭時期的歷史，它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記載，反映了中國人民敢于斗爭的革命氣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形勢。毛澤東對這一卷特別鐘愛，他說："一、二、三卷我都沒有多大興趣，只有個別的篇章我還愿意再看，這個第四卷我有興趣。那時候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可見，相對于《毛選》第一至三卷，毛澤東最喜歡的還是第四卷。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內容十分豐富，既有《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論人民民主專政》《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這樣的重要理論文章；也有《別了，司徒雷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等重要的政論文；還有《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等閃耀著思想火花的重要文章。

例如在《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毛澤東指出，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清楚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一個什么樣的革命。這個革命就是：第一，領導者是無產階級，是由中國共產黨代表的無產階級，而不是別的什么階級來領導；第二，所針對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要推翻這三座大山；第三，推翻這三座大山之后，所要建立的新政權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各民主階級的聯合政府。

在《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這篇文章中，毛澤東巧妙運用中國人熟悉的"紙老虎"形象，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這篇文章指出，革命勝利以后，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隨著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我們應當努力學會原來不懂的東西，歷史將證明"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這篇文章中，毛澤東提出，"黨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要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而"不要在背后議論"，要"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

《毛澤東選集》全四卷于1960年出齊后，在國內和國際上產生了重大影響。一位20世紀60年代來到中國的非洲外賓說："整個非洲解放運動是以毛主席所闡明的著名論斷——‘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為指導思想的，在非洲解放運動中這一句話比任何其他的話得到更多地運用。"這位外賓所說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句話，就出自《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毛澤東不僅讓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記住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句話，還直接創造了paper-tiger這個形象的英文單詞，該詞還被收入了英文詞典。《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的許多文章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2013年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始不久，習近平總書記來到西柏坡，重溫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的"兩個務必"精神，在與縣鄉村干部、老黨員和群眾代表座談時鄭重指出，"這里是立規矩的地方"！他還說道："當年黨中央離開西柏坡時，毛澤東同志說是‘進京趕考’。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2016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就學習《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的《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一文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級黨委把該文納入"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學習教育重要內容，學習掌握其中蘊含的科學工作方法和領導藝術、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提高領導能力和水平。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毛澤東同志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射中國具體實際之‘的’的偉大實踐，為我們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提供了光輝典范。"自1960年毛澤東在廣州審定《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起，《毛澤東選集》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之作已經定格在馬克思主義思想譜系中。毛澤東自己對《毛選》的評價是，"這是血的著作！"他認為，這些文章不經過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歷次戰爭，不經過萬里長征，是不可能寫出來的。正因為《毛澤東選集》深深扎根于中國人民的實踐和中國文化土壤，所以其中的許多理論篇章和觀點，不僅教育了中國幾代人，而且傳播到世界各地，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杰出典范。

（作者是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中山大學基地副主任）

原文連接：http://ep.ycwb.com/epaper/ycwb/html/2024-03/01/content_7_6324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