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將“具有突出的統一性”作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深刻闡明了這一突出特性對于我們民族、國家、人民的重大意義。相較于世界其他民族發展史，像中華文明這種大地域文明還具有如此突出的統一性，是非常難得的。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塑造、支撐和傳承的結果。其中，有三個方面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政治地理的理想建構，對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起到了塑造作用。中國最早的地理著作《尚書·禹貢》，記載了大禹治水的開辟之功，以高山大川、江河湖海為地理標識，以河川貢道為聯結，劃分了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在治水分州的基礎上，《禹貢》又描繪了一套以王畿為中心、由近及遠、漸次而成的甸、侯、綏、要、荒“五服”體系，提出以方五百里或千里的整齊劃一尺度治理天下的政治理想，以期實現“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的境界?！队碡暋分械摹熬胖荨?，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政治地理建構，其擘畫的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天下大一統格局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蘊含著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國家觀，寄托著濟世經邦之士“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視國家和民族利益為根本的大一統家國情懷。

治理制度的演進形成了上下貫通的凝聚力，對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起到了支撐作用。作為完整擁有黃河、長江兩條大河的大地域文明，中華文明具備適合農業開發和國家延續發展的充分必要條件。歷代王朝國家和歷史上各民族建立的政權，都曾在這片大地域上探尋穩定的人地關系和制度模式，以期發展農業、繁衍人口、延續文化、穩固邊疆。秦漢王朝的疆域，已奠定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疆域的基礎。自秦漢開始推行的郡縣制行政區劃體系，總體上為歷代所遵奉。歷代王朝根據疆域規模、職官制度的具體情況，對行政區劃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合理化調整，并對行政體制加以改革。從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到逐步完善的選拔制度，治理制度的演進能夠為國家選拔人才，再通過體系化的職官制度將一批批官員派駐遼闊疆域的各個角落，確保中央的決策和政令得以達至基層、遠及邊疆。隨著朝代更迭和疆域拓展，這片廣袤大地的各個區域得到不同程度的開發，地區間的經濟、文化聯系不斷加深，各族人民互動日益頻繁。一方面，中原地區的政權往往會選擇以達濟天下為國家追求，建立一統的統治秩序，并根據邊疆治理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因勢利導，建立相應的管理體制，選擇能夠實現疆土穩固和民族團結的國家經略。另一方面，各民族在遷徙、定居過程中也開拓著疆土、穩固著邊疆，并與中央王朝及其他民族地區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的互動，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不斷加深，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根基不斷強化。

地域文化的認同形成了源源不斷的向心力，對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起到了傳承作用。盡管大一統的中國歷史發展具有內在一致性，但也應看到，其中相互密切聯系的區域在發展上存在著較大差異。大一統的政治體系歸根到底需要通過穩固的地域文化認同得以確立和傳承。新的王朝建立之后，地方政府就面臨著重整戶籍、清理財政、穩定秩序等艱巨任務。在這個過程中，各地民眾常常依托社會組織和地方鄉賢士紳等，重建集體記憶，通過各種民間文本的歷史敘事，既強調舊制傳統，又適應新政改變，對社會組織加以維系和更新，確認并保護其資源、權利。在新的行政區劃得以建立的過程中，地域社會的差異性逐漸被納入國家制度的統一性。與此同時，許多外來的文化元素也被吸納到本土化、統一性的地域文化建構中。從文化意義上領悟這種包容多元的統一性，才能理解為何中國歷史上多次遭受變亂和挑戰，但統一的國家始終存續。此外，“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這類維護國家大一統的理念和舉措，不僅僅著眼于技術化的標準制定，更以知識和制度的方式，對地域社會歷史發展的內在不平衡性以及朝代更迭所帶來的各地域間的矛盾加以調適。這樣的調適為地方經濟的發展、知識和技藝的傳播帶來了便利，從而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制度文化和國家認同，通過源遠流長、未曾間斷的傳世典籍以及口耳相傳、日用不覺的禮儀習俗，將生生不息、繁盛多元的地域文化牢固地凝聚成博大精深、根深葉茂的中華文明。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統一性逐漸成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作者為中山大學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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