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浩然，海南省文昌市人，魚類生理學及魚類養殖學專家，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1954年畢業于中山大學生物系，中國魚類生理學領域的“奠基人”，揭示了魚類促性腺激素合成與分泌受神經內分泌雙重調節的內分泌生理機理，其應用技術被國際魚類學界命名為“林彼方法（Linpe Method）”，以該方法為基礎創制了“高活性新型魚類催產劑”，實現了完全可控的淡水魚類人工繁殖，生產應用成效顯著，從根本上解決了淡水魚類養殖的苗種問題，被譽為“魚類人工催產的第三個里程碑”。
“在科學的道路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崎嶇的小道上不畏艱險，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這句經常被林浩然引用的馬克思名言，也正是他科學生涯的寫照。
逢年過節，當人們慶賀“年年有余（魚）”時，也許不會想到，從單一到豐富，從低產到高產，從昂貴到實惠，中國的漁業生產走過了一條多么漫長而曲折的道路。
而中山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林浩然就在這條道路上砥礪前行了半個多世紀，從“林彼方法”到高活性新型魚類催產劑，從石斑魚苗種規模化繁育技術到編著《魚類生理學》《魚類生理學實驗技術和方法》，他在魚類苗種繁育生長、人才培養等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造福了四方百姓。
與“魚”結緣
20世紀30年代，林浩然出生于海南文昌。在有著“文昌福地”美譽的中國第二大海島，他度過了短暫而美好的童年生活，也開始了與魚類科學結緣的一生。
1938年底，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不斷擴大，海南島成為日軍進攻的下一個目標，形勢岌岌可危。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為免受日寇鐵蹄踐踏，林浩然的父親決定帶著家人轉移到內陸。四歲的林浩然跟隨父母輾轉多地。“戰亂期間，為躲避日機轟炸，我們藏身在防空洞里，即使在這短暫的時間里，父親都要讓我們帶上書去學習，告誡我們不要耽誤功課。”林浩然回憶說，父親的言傳身教讓他從小就知道了讀書是一件頭等重要的事。
1950年9月，不滿16歲的林浩然滿懷讀書報國的熱情進入嶺南大學生物系學習，翻開了人生中新的一頁。兩年后，全國高校院系大調整，他隨嶺南大學生物系轉入中山大學（以下簡稱“中大”）生物系。
那時，中山大學生物系匯集了一批全國著名的專家教授，如寄生蟲學家陳心陶教授、昆蟲學家蒲蟄龍教授、生理學家戴辛皆教授、組織胚胎學家陳伯康教授、鳥類學家周宇垣教授等。對于那段跟隨老師打基礎的校園時光，林浩然記憶猶新，“老師為我們樹立了一座座學術高峰，讓我們仰慕和欣賞，也成為我們年輕一代追求向往的目標，對當時的我來說是一種無形的推動。”
大四時，林浩然選定了魚類學課程，因此結識了獲得利物浦大學博士學位后毅然回國的廖翔華教授。廖翔華是我國著名的魚類生物學家、教育家、中國魚類寄生蠕蟲種群生物學的奠基者，長期從事水產科學研究和教育事業，在魚病生物防治、家魚人工繁殖和草魚營養、飼料等方面都有重要貢獻。“廖翔華可以說是我的啟蒙導師，他從1953年回國以后，就開設魚類學這個課，我就去選修，從那年開始就跟他結識，以致我后來也對魚類學產生興趣，后來就選了魚類學作為主攻方向。”
回憶往事，林浩然對跟隨恩師學習深造的經歷尤為感慨，為完成廖翔華提出的“稻田養鯉”研究課題，他和另一位同學以當時學校園林科僅有的兩塊水稻田為實驗場地，和工人一起用牛犁田耙田、施肥灌水、播種插秧，并買來鯉魚苗放下田；每天上下午二人輪流到水田測量水溫，檢查稻田出水口有無逃魚，觀察水稻和魚種生長狀況，還做稻草人防止水鳥捕食魚種，定時定量取樣解剖記錄魚種的食性和食量等等。到學期結束時二人發現水稻產量正常，而投放的鯉魚也長大了不少，憑著滿滿一本的數據，林浩然整理出了自己的畢業論文。“這項啟蒙性的研究成果雖然還達不到在學術刊物發表的水平，卻激發了我研究魚類的興趣，特別是學會了怎樣動手去做實驗，成為我此后數十年從事魚類科學研究的起點。”林浩然說。
“林彼方法”
1954年，林浩然以優異的成績從中大畢業，并留校任教。從此他和魚、和中大結下了超越半個世紀的深厚緣分，特別是他在中大魚池內誕生的科研成果解決了國人“吃魚難”的問題。
20世紀60年代起，我國魚類養殖生產發展迅速，但當時面臨苗種不足、飼料欠缺和病害流行這三大難題。為此，林浩然曾到淡水養殖較為發達的廣東順德考察，發現有的漁民有20多畝魚塘，但產量很低，當地漁民開玩笑說，“養魚靠月光”（表示養魚飼料欠缺）。“另外，魚的病害也很多，細菌性病讓魚爛腮、爛腸子，死亡率比較高。”但相對飼料欠缺和病害流行，林浩然認為，苗種不足是首要問題。
魚類在天然環境中可以自行產卵，繁衍后代，但在養殖條件中，由于環境改變，包括我國著名的“四大家魚”在內的許多魚類，盡管性腺發育成熟，卻由于腦垂體分泌促性腺激素不足而不能產卵，需要人工催產才能獲得苗種。
長期以來，魚類催產都是使用外源的促性腺激素，即注射鯉魚腦垂體的勻漿液或從孕婦尿中提取的人體絨毛膜促性腺激素，這兩者的效果雖然好，但由于成本高、來源有限、活性不穩定、親魚易產生抗藥性以及催產后親魚死亡率較高等原因，這兩種辦法都已不能滿足生產需要。
“知而不行，非真知也。”理論與實踐，二者從來缺一不可，作為我國早期從事科研工作的魚類生理學家和魚類養殖學家，林浩然深知這一點。“我是從事基礎理論研究的，但研究目標一定要為生產實踐服務。基礎理論研究只有與生產應用有機結合，才能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懷揣這樣的科學情懷，研發一種新的魚類催產劑成為他當時的目標。
回憶道，20世紀70年代初，人工合成的哺乳類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類似物（它能刺激促性腺激素的分泌）剛剛問世，他就和中國科學院的同志一道在珠江三角洲漁場用它進行家魚人工催產試驗，取得初步成效后在生產中推廣，用它作為魚類催產劑。但多年的生產實踐證明，它的催產效果不穩定，漁農只好把它和鯉魚垂體勻漿液搭配使用。
雖然尋求新型魚類催產劑以及取代鯉魚腦垂體的目標仍未能實現，但林浩然沒有因此放棄，他堅定地認為，如果能夠研究魚類本身的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及其作用機理，就一定能夠研制出適合魚類的新型高活性催產劑。
直到1979年9月，事情有了轉機。林浩然作為訪問學者，前往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留學。
初到國外，林浩然大開眼界，感覺國外的科研設備非常齊全、先進，學術氣氛也很濃，遇到這樣的條件，他既興奮又感到責任艱巨，求學的日子沒有一天虛度光陰，拼命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術。
在此期間，林浩然接受了加拿大魚類學家R.E.彼得教授的邀請，到阿爾伯塔大學的實驗室作學術交流。他與彼得教授合作，以金魚為對象研究促性腺激素合成與分泌活動的神經內分泌調節機理。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他們終于在基礎理論研究方面取得突破，發現下丘腦除了可分泌釋放激素刺激腦垂體合成與分泌促性腺激素外，還會產生另一種抑制促性腺激素釋放的物質多巴胺。新發現使他們找到了單獨使用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對魚類催產效果不好的原因，并得出了必須采用適量的多巴胺抑制劑以增強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的作用，才能達到誘導魚產卵的目的的結論。
多年以后再提起這段經歷，林浩然仍然感到“幸運”。“這段時間里，我接觸到了世界最先進的研究成果，這是我學術上的重大轉折點。”但與此同時他也深知，這只是在小小金魚身上取得的理論成果，如何將新的理論應用于我國各種養殖魚類人工繁殖的生產實踐，還需要進行大量的試驗和研究。
1981年底，林浩然回國后面臨沒有經費、設備短缺、人力不足、試驗場地有限等一系列困難。“但我還是滿懷信心地想繼續我在加拿大的研究工作，決心在金魚取得的理論成果基礎上，以我國四大家魚為試驗對象，研制新型的高活性魚類催產劑。”林浩然說，“我從招收研究生和在實踐中培養年輕的科研隊伍入手，又通過激烈競爭得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加拿大國際發展研究中心的經費資助，在中大建立了實驗室和試驗場地。”
彼時，由于試驗需要，林浩然和學生們需在下午時分為魚類注射催產劑，六至八小時后，藥物生效，魚類開始交配產卵，此時往往已是后半夜。待天色漸明，師生們再收集受精卵回實驗室，檢驗催產效果。
就這樣，經過5年多夜以繼日的大量試驗，在研究人員、學生和漁場工人們的通力配合下，林浩然等人終于研制成功完全符合我國生產實際需要的高活性新型魚類催產劑。該新型魚類催產劑能發揮促性腺激素釋放和多巴胺拮抗物的協同作用，可以十分有效地刺激親魚自身的腦垂體大量釋放促性腺激素，因而對各種淡水養殖魚類的催產效果都很好。這種新型魚類催產劑不僅在國內是首創，在國際上亦是首創的，被譽為“魚類人工催產的第三個里程碑”。
1987年4月，在新加坡舉行的“誘導魚類繁殖國際學術會議”上，與會學者一致贊同把利用多巴胺受體拮抗劑和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類似物誘導魚類產卵的新技術，命名為“林彼方法”（Linpe Method）。
新技術很快在實踐應用中得到了進一步驗證。1991年，新型高活性魚類催產劑在國內通過技術鑒定后，便展開生產與推廣。由于它的成本低，來源不受限制，使用方便，催產效果穩定，親魚產卵后死亡率低，深受廣大漁農歡迎和稱贊，逐漸取代了傳統的催產劑，使得我國養殖魚類的產量大幅度提高，創造了顯著的經濟效益。2011年，在廣東省人才工作會議上，林浩然榮獲首屆“南粵創新獎”。會議在給他的頒獎詞中印證了這份榮譽：“從1995-2005年，林浩然院士團隊所研發的新型高活性魚類催產劑在全國生產魚苗15800億尾，創造經濟效益403億元，2006—2008年創造經濟效益207.8億元。”
石斑魚“游”上餐桌
高爾基曾說，“志在頂峰的人，絕不會因留戀半山腰的奇花異草，而停止攀登的步伐。”1997年，林浩然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那時的他也在攀登屬于自己的學術“高峰”。“作為魚類生理學和魚類養殖學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我深感責任重大，前面的路還很長，真正是‘路無止境，學無止境’……我還要再接再厲，繼續探索和創新。”林浩然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沒有躺在功勞簿上，而是將科研方向轉向了海水養殖魚類。
對于這個有廣闊前景的產業，林浩然決定從源頭抓起。2001年，他帶領團隊承擔了國家高新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的海洋“863計劃”項目“石斑魚生殖調控和人工繁育技術研究”課題。
在當今國人的餐桌上，石斑魚已經是尋常海味，但僅僅在三十年以前，這種魚類還是普通家庭難得一見的稀有品種，規模化養殖難以實現。“過去，石斑魚的苗種依靠天然捕撈，數量有限，所以石斑魚是很小的養殖品種，產量少，價格亦高。”林浩然說。
為了讓更多人吃得上肉味鮮美的石斑魚，林浩然帶領團隊對石斑魚的生殖調控和人工繁育展開研究。
據林浩然的學生張海發說，他們最初開展石斑魚人工繁育時，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一公難求”。培育石斑魚繁殖用的親本（“魚爸爸魚媽媽”）就很困難，石斑魚小時候清一色都是“少女”，長大成熟后先做“魚媽媽”，然后再考慮選擇變性做“魚爸爸”。沒有雄魚，自然影響正常的繁育。“我們通過對親本馴養、強化培育，同時還開展了石斑魚人工性轉化技術的探索，最終成功獲得能用于繁殖的石斑魚繁育群體。”張海發說。
就這樣，通過近10年的研究，林浩然團隊闡明了石斑魚生殖、生長的神經內分泌調控機理，創建了調控石斑魚生殖活動、生長發育的理論技術體系；建立了石斑魚人工繁育與健康養殖的系列支撐技術，完成了技術集成與整合；整合并建立了苗種培育各環節的技術規范，實現斜帶石斑魚苗種的規模化培育；建立了石斑魚健康養殖技術體系，順利完成了國家海洋“863”計劃的課題，推動了我國石斑魚繁育與養殖產業的快速發展。
“通過石斑魚苗種規模化繁育實現石斑魚苗種的規模化生產，苗種來源充足了，產量明顯增長，價格亦隨之降低。過去，石斑魚每斤要二三百元，只有少數人吃得起，現在每斤不到一百元，可以‘游’到普通百姓的餐桌上了！”林浩然欣喜地說。
桃李天下
林浩然是院士，更是教師。自1954年7月大學畢業后，他就從來沒有離開過講臺，始終處在教學第一線。他參加編寫的全國統一教材《動物生態學》，獲1990年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二等獎；編著的《魚類生理學》被列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通過申報和建設重點實驗室、承擔國家重大科研項目等一系列措施使中大生物系成為國內魚類生殖與生長內分泌研究的翹楚；帶出了100多名博士，其中很多人成為水產養殖領域的執牛耳者，可謂桃李滿天下。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幾十年的教學生涯讓林浩然對這句話有著深刻的感悟，他常說：“對學生嚴要求便是對學生的愛護。”對于科學論文，林浩然更是提出了“三嚴”原則，即嚴肅對待、嚴密設計、嚴格要求。學生每次發表文章前，他都要嚴格把關，論文中的一些細小錯誤，都會被他一一勾畫出來，對于文中的關鍵結論，他還會親自去查看原始數據，一點都不含糊。他的學生常津津樂道他們的林老師每天都在翻閱大量的國外最新研究動態資料，檢查數據準確性有著獨特的方法。
中國海洋大學水產學院的溫海深教授是林浩然的學生，他說：“記得我的第一篇論文是投稿到水產學報，那篇論文林老師提出了很多的修改意見，改得特別細。如今我在學術論文這方面做得比較好，跟林老師的指導密切相關。”
華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原院長馬廣智是20世紀90年代初師承林浩然攻讀博士學位的。據他回憶，當年最怕被林老師“請”去談話，“根據經驗，實驗越不順利，被談話的機會越多……林先生談話時很嚴肅，連珠炮式的提問讓人難以招架。當然，每次談話后我總是很受啟發，研究中遇到的難題也迎刃而解。”
雖然在科研上嚴肅認真，但在生活上，林浩然卻非常平易近人，對學生也是關愛有加。張勇是林浩然研究團隊的一名研究骨干，1999年成為林浩然的研究生，他說：“林老師對所有人都是那么好，從知名學者教授到基地的普通工人、漁民，都能成為他的傾聽對象，并能實實在在地幫助大家解決問題。”當選院士之后，林浩然也是一如既往地在實驗室跟工作人員吃住在一起。
海南熱帶海洋學院的黃海研究員曾師從林浩然，主要做石斑魚等海水魚類的人工繁育和遺傳育種研究。對他而言，林浩然是父母和長輩一樣的存在。“因為家里經濟條件非常困難，我整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學費都是林老師交的，他卻不計任何回報。”他說，“除了關心我的生活，我有什么工作需要，他都會盡最大能力去幫助。”
記得黃海剛調到海南熱帶海洋學院的那一年，因為學校剛轉型涉海，面臨很多關于學科與團隊建設的問題，他就請老師過來幫忙指導，當時的場景他仍記憶猶新，“那時候他的膝蓋剛動過手術。八十幾歲的老人二話不說就上了飛機，從廣州趕來三亞，親自指導我們學院的重點學科建設，探討研究方向怎么確定等等。”
2009年11月28日，在林浩然從教55周年時，捐出了多年積蓄50萬元在中大設立了“林浩然院士獎學基金”。該獎學基金旨在關心青年學者、年輕學子的成長，鼓勵品學兼優的學生學者潛心科研。至今，林浩然院士個人累計捐贈150萬元，基金規模近300萬元。
退休后的林浩然，依舊堅持學習與工作，一如既往地在科學道路上砥礪前行，致力于提升農村的漁業水平。他曾說：“我覺得人的一生就是要活到老、學到老、做到老。”他用實際行動踐行了這句話，也為新時代的年輕人樹立了榜樣。
授人以“魚”，也是授人以漁，林浩然的科學生涯，正是對這一精神最好的實踐，他留給我們的不僅是魚類學領域的新理論新技術，更是一份不畏艱險、無私奉獻的精神力量，永遠激勵著后來者繼續探索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