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清晨，走在中山大學校園里，四處可見夾著書的年輕學生，他們中少有人知道，七十多年前炮火橫飛的羊城，近百萬冊藏書曾毀于一旦。
　　1937年7月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廣東是重災區之一，除了重大人口傷亡和經濟損失外，廣東的文化亦遭受重創。日軍大肆搶掠、燒毀廣東的歷史文化遺產、文化設施。據廣東省抗戰損失調研課題組的統計，抗戰時期廣東省文化業（包括圖書、文物、古跡等）直接損失1248萬國幣元，其中圖書損失占八成以上。
　　8年抗戰中，為搶救文獻，廣東各高校均派出專人負責圖書遷移，在戰亂中努力留存這些脆弱而寶貴的文化財產。

　　日軍轟炸，三高校35萬冊圖書被毀

　　1937年8月開始，日軍對廣州進行了持續14個月的狂轟濫炸，教育機構是日軍轟炸的主要目標之一，其中又以國立中山大學損失最慘重，大量藏書或被毀、或遺失。
　　據中山大學檔案館提供的資料，1937年到1938年，中山大學石牌校本部和文明路校區被日軍飛機多次轟炸。1938年10月，中大在廣州淪陷前夕倉促遷校，先后定址云南澄江和廣東坪石。原校址石牌校園一度淪為日軍的司令部，近20萬冊來不及轉移的圖書落入敵手，坪石校區淪陷后又損失大量圖書。
　　“戰前中大圖書館的規模位居全國第二，大約有37萬冊圖書，抗戰中損失了一大半。”現任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的程煥文告訴記者，整個抗戰期間，中大圖書館損失圖書雜志共計超過26萬冊。根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制的《抗戰以來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財產損失統計表》，中山大學財產損失數額居全國各公私立大學之首。
　　據戰后統計，除中山大學以外，嶺南大學圖書館戰前藏書16萬冊，戰時損失近5萬冊，廣州大學圖書館則損失藏書4萬冊，三所高校共有35萬冊圖書毀于一旦。

　　組織搶運，199箱貴重藏書轉移香港

　　戰火綿延的歲月里，無數人奔走逃難，物資極度短缺，就在這樣艱難的時刻，仍有一批人不顧個人安危，以搶救珍貴的文化財產。回憶往事，程煥文深深地嘆了口氣，“這世界上有人以書為生命，中大圖書館的老館長杜定友就是這么一個人。”
　　程煥文說，雖然損失巨大，中大圖書館在抗戰中仍有相當數量的文獻得以保存，與時任圖書館主任的杜定友等人的舍命保護密不可分：戰前積極組織轉存搶運圖書，戰中主動征集文獻服務讀者，戰后奮力追討失散文獻，守職護書，鞠躬盡瘁。
　　1937年9月，在中大遭受了第二次轟炸后，文獻轉移已迫在眉睫。杜定友帶領全館職員，將圖書館藏書遷移至新建工程館地下室，以避日機轟炸。1938年1月，杜定友將圖書館的2萬余冊古籍善本和地方志、3萬余件碑帖拓片、醫學珍貴圖書雜志等貴重藏書裝成199箱，從廣州轉移到香港九龍倉寄存。
　　程煥文告訴記者，九龍倉是碼頭貨倉，最初這批藏書本應由九龍倉附近的某圖書館看管，但由于兵荒馬亂，藏書沒能送到圖書館，只好暫放九龍倉之中，誰料這一放就是近十年。
　　貴重藏書轉存至香港后，杜定友曾給弟弟寫過一封信，信中稱“現館中貴重圖書，已裝箱移存安全地點。他日能保存于萬一，以留國粹，則幸甚矣！”誰也不曾料到，這只是杜定友搶運圖書的開始。

　　中大西遷，警報聲中拆桌做箱運書

　　1938年10月，日軍在廣東惠陽大亞灣登陸，廣州告急，中山大學奉命西遷。當時中大圖書館有近30萬冊圖書，需要1200個木箱才能裝完，可校方僅批準了200元木箱費，只能買67個木箱。
　　杜定友果斷指揮所有圖書館職工把書架、桌子、黑板改做木箱。時間倉促、警報頻響，職工們連夜趕工，5天內裝出211箱共5萬多冊圖書。隨后，杜定友請求先運走圖書，又請求將留校圖書16萬冊用水泥木石封存于地下室，卻均被校方拒絕。
　　1938年10月19日，日軍已接近廣州外圍，城內槍聲一片。杜定友設法雇車將全部裝箱圖書和圖書館員工運至廣州河南新基碼頭，學校已雇好5條大船和1條用于拖船的電船，但電船在關鍵時刻卻偷偷溜了。
　　杜定友立即派人分頭尋找，直到第二天凌晨1時半才找回所租電船，但隨船而來的軍官稱要用來押解軍火糧食，杜定友與軍官發生激烈爭執，軍官拔槍威脅，杜定友說：“你要打死我，就先打死船上的291人，因為他們如果今晚走不了，明早還是死在敵人的槍下”。后來杜定友取出妻子的私蓄500元給電船司機，讓其同時拖走6條船，才打破僵局。
　　1939年的除夕夜，中大教工245人、學生1736人到達云南澄江。圖書館員工一到即開箱取書，把書箱改作、桌椅，向師生開放。杜定友甚至專門設計了一種手提式巡回書箱，一面放書，一面放雜志和臺面板，用于在鄉村辦巡回書庫，被稱為“圖書館木箱化”。
　　抵達澄江不足一年，中大又決定遷回粵北樂昌縣坪石鎮，共有777箱圖書從澄江起運。由于路途艱辛且缺乏交通工具，藏書未能全數運到坪石，近3萬冊滯留澄江，抗戰勝利后才輾轉回到廣州。
　　程煥文介紹，坪石時期雖然條件艱苦，但由于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充足經費和外界援助，成為中大圖書館藏書增長最快的階段。好景不長，1945年1月，坪石也陷入日軍之手，中大圖書館曾對圖書損失進行統計，共損失有6萬多冊藏書。
　　根據《中山大學校史1924-2004》，抗戰前30多萬冊藏書經過連年遷徙，散落各處，復員廣州后，僅存圖書4萬5千冊。

　　抗戰勝利，多方追查失散文獻

　　抗日戰爭勝利后，杜定友立志要在3年內將中大圖書館恢復到抗戰前30萬冊的水平。
　　剛回到廣州市，市面上圖書論斤賣，每斤不過三四十元，但校方已停薪七八個月，杜定友實在拿不出錢來。1946年1月，杜定友得知連新路有私人持有大量中山大學圖書，通過協商，最終收回圖書3355冊。隨后，中大圖書館又陸陸續續接收偽廣東大學所藏中山大學圖書、東亞研究會的圖書2萬多冊。
　　而曾經存放于香港九龍貨倉的圖書，自太平洋戰爭事發后盡陷敵手，不知所終。1946年1月，香港永源貨倉發現圖書171箱，書中印有中大圖書館印章，這正是當年存放在九龍倉的圖書。杜定友聽說后驚喜若狂，廣東省與香港交涉，杜定友親自前往“接圖書回家”，最后，超過3萬5千冊圖書回到廣州。
　　通過多方征集、接收，到1946年4月18日，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書達到約12萬冊，恢復到在坪石時的數量。
　　程煥文介紹，時至今日，中山大學圖書館的藏書數量已經超過600萬。和平年代的學子們，或許不知道12萬冊圖書變作600萬冊后的故事。“這都是用生命保護下來的圖書，人與書共存亡，如果沒有前人的努力，中大的學術命脈就不存在。中大在抗戰中搶救藏書的故事，在全國都稱得上是最感人的。”

　　特寫

　　背20斤重書逃難 輾轉70年后歸還

　　“關于抗戰時期廣東藏書，還有個插曲。”
　　程煥文告訴記者，2013年，中大圖書館曾迎回5本遲到70年的書。原來1944年夏天，在中大師范學院任教的黃友棣借走了一套五冊的英文版《格羅夫氏音樂與音樂家辭典》，恰逢中山大學師范學院奉令疏散，黃友棣想將書還給圖書館時，對方由于圖書已裝箱，不肯收書。
　　5本書重達20斤，“我把這五冊書放在包袱內，背著逃難，疏散路程由連縣、連山、八步、羅定、茂名，藏身湛江培才中學。”黃友棣在書的扉頁上寫。1945年底，抗戰結束，黃友棣又提著這五冊書回到廣州，欲二度歸還中大圖書館時，由于中大尚未完全復校，圖書館職員再次拒收。
　　后來，黃友棣定居臺灣，無奈之下，只好將書暫還給高雄中山大學。直至2010年黃友棣去世，仍然未能歸還此書。程煥文得知此事后，曾三度向高雄中山大學“要書”，最終使這5本圖書在70年后得以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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