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許崇清校長在抗日戰爭期間的一些經歷，得從1931年6月他第一次出任中大校長時說起。同年9月，9·18事變，日本侵略東北。當時中山大學的師生和全國人民一樣，舉行了抗日救亡運動，當時的國民政府對日本采取妥協和退讓的政策，引起了全國人民的不滿。國立中山大學的學生成立了“員生工友反日救亡會”，推選許崇清為負責人之一，作為校長，他大力支持這項愛國運動。但當時的國民政府對群眾的抗日愛國運動采取壓制態度，中大的學生開會、游行請愿，并上書南京政府請求出兵擊退日本。當時中大學生在廣州游行示威，還遭遇警察的武力開槍鎮壓。所以到10月，許崇清就被免去校長職務，原因是“控制學生不力”，他就離開中大了。
       他第二次出任校長是1940年，抗戰全面爆發三年了，廣州已經淪陷。當時的中大已經遷移到云南澄江，為了應對戰爭，很多大學都遷到云南四川，北大、清華、南開那些都是。許崇清原來在廣東工作，1940年獲任命為中大校長，就遠赴云南澄江上任。條件艱苦，地方貧窮，衛生條件差，經濟落后，我聽當時的老人講：走去當地農民的家里，滿地都是跳蚤，用手往身上一抓，都是虱子。瘟疫也很流行，總而言之這地方環境很不好。盡管如此，許崇清還是堅持學校正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并開展支持抗戰的工作。當時的中大給周圍的民眾辦了一些掃盲的識字班，還教兒童唱抗戰歌曲，公演宣傳抗戰的話劇。我聽說，還舉辦了一次規模很大的抗戰書籍和漫畫的展覽，很多人參觀，對當地影響很大。
       但這個地方畢竟非久留之地，除了經濟、衛生原因，當時廣州的教育界學術界都認為中大不應該搬到外省去，應該留在廣東。那時的廣州已經淪陷了，粵北成了戰時的后方，稍微安定，廣東的教育界就要求中大遷回廣東。當時許崇清就承擔了這個責任，他對這個愿望非常支持。起初他去重慶教育部提出要求，時任部長陳立夫說沒錢，拒絕了這個要求，這個事情就被耽擱了。后不久，日本人準備進攻越南，云南危急，蔣介石突然下令，留在云南的大學都要往內搬遷。中大正好碰上這個機會，就遷回廣東，教育部馬上就批準了，而且給了40萬經費。廣東省也很支持，出了30萬的經費。許崇清就主持了這個回遷工作?；剡w搬到什么地方呢？當時日本人在長沙這個地方，經過長沙大會戰，被國軍阻擋在那里。經過粵北會戰，日本人也被阻擋在廣州的外圍，以韶關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比較穩定的粵北的后方，坪石正處在韶關和長沙中間的粵北后方。這個地方，通過湖南廣西，又可以和桂林重慶聯系，交通也比較方便，于是就選擇搬遷到這個地方。搬遷的工程是很浩大的，師生2000多人，很多的物資書籍，又在戰爭時期，搬家是相當不容易的。后來想了很多辦法，特別是得到駐扎在廣東的第七戰區及駐扎在廣西的第四戰區這兩個戰區的司令長官的支持，他們都比較熟悉廣東，對中山大學也很支持，出動運輸部隊，幫助中大把人、物運回廣東。因為學生有上千人，很難安排，有的學生是自己想辦法回廣東，家貧的就跟著學校走。有的學生自己想辦法，從云南到越南，到香港，再北上?？上攵?，回遷是多么的艱難，直到1940年秋天才完成遷校。離開的時候，許崇清寫了一封《告別澄江民眾書》，說我們回廣東，實際上是走向前線，但我們仍然本著奮斗精神，努力完成抗戰大業，待抗戰勝利時我再向你們舉杯遙祝勝利。
       中大遷回廣東以后，大家都希望它能成為廣東后方的一個文化陣地，并與廣西桂林相呼應。1940年9月，中大照常開學。但那時學校以坪石鎮為中心，各個學院散落在鎮周圍的農村，農學院甚至到了湖南境內安頓下來。課室、宿舍除了借用寺廟和祠堂，大部分都是用木頭、竹子和茅草搭建起來的。雖然條件艱苦，但學校還是很快就進入正常運作，學生人數從遷校初期的1736人激增到4197人（數據源自中山大學校史網），多來自廣東、湖南、江西，很多湖南、江西的高中畢業生都跑到廣東來上學，甚至一些香港和東南亞的華僑也來了。當時專門設立了一個新生部，來照顧安排新生入學事宜。后來出任中大校長的黃煥秋，當時被許崇清親自聘任到新生部當指導員。學校開始運作，教學科研都得到了很好的發展。
       許崇清除了堅持正常教學和科研以外，也很注重抗戰的文化建設。當時的學生，開展了很多抗日活動，比如排練話劇、歌唱、時事講座。當時有兩個著名音樂家馬思聰、黃友棣都在中大音樂系教書。黃友棣很年輕，本來不在中大工作，在廣東民眾教育館辦事。許崇清知道以后，專門與教育廳交涉，讓他調到中大來。這段時間，二人都在創作上成果豐碩。馬思聰最著名的《思鄉曲》，黃友棣的《月光曲》、《杜鵑花》在后方都非常流行。聽起來好像很浪漫，但其實是充滿戰斗精神的抗戰歌曲。這些歌曲一直流傳到今天，中大的老教授還唱這些歌。我父親特別注重在戰爭的環境下，也要保持學術自由的氣氛，故聘請了許多學術觀點不一的著名學者在中大任教，包括著名的經濟學家和教育家、翻譯過《資本論》的王亞南在經濟學系任教；此外還有著名教育家林勵儒和雷沛鴻，但他們是與國民政府不能相容的人物，甚至陳寅恪，也在那段時間來中大做過講座，把中大的學術氣氛搞得很活躍。王亞南是最早研究馬克思經濟學的人，當時他在大草棚講馬克思的《資本論》，整個草棚都是人，外面也是人。正是由于這個，許崇清闖禍了，于是就被人告到教育部，罪名是“引用異黨，危害中大”，當時蔣介石親自過問這個案件。許上任一年多就被撤職，很多工作來不及展開。公布撤職之時，中大學子開展“挽許運動”，貼標語、示威、包圍了學校中心區，但沒有用。
       許離開中大以后，他回到韶關（廣東戰時的省會），主持第七戰區編撰委員會，擔任主任委員，編撰戰時書刊。四份雜志《新建設》、《陣中文匯》、《學園》、《教育新時代》，影響很大。印刷廠在坪石，雜志一出，首先在坪石發行，成為中大師生追捧的課外讀物。當時中大中文系的老教授鐘敬文，稱這幾份雜志是“濃黑中的幾盞燈火”。盡管許離開了中大，但他的思想和精神依然影響著中大。
 

       抗戰時期，許崇清校長在韶關河邊廠主編的刊物，被稱為“濃黑中的幾盞燈火”

       1941年許離開中大，但在抗戰最困難的時候又回來了。1944年底，日本發動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的大規模戰役，準備與美軍直接決戰。國民黨軍隊抵擋不住，不到半年，平漢鐵路、粵漢鐵路、湘桂鐵路全被日本人打通了，廣東也多被占領。那時我的父親帶著我們全家，我才十幾歲，到廣東湖南廣西邊界的那個地方，叫做連縣三江，現在是瑤族自治縣的縣城。那是1944年底。1945年1月，日軍從南北兩路進攻韶關地區，攻占了坪石。中大師生分幾路突圍，一部分去粵東梅縣。由教務長鄧植儀、總務長何春帆帶領的那部分師生則去到了連縣三江，與我父親匯合，馬上在三江成立中山大學分教處，就地用舊房子，又開學了。戰爭年代，就是如此，逃到哪里就在哪里開學，有多少學生跑到這里來，就給多少學生開課。當時我父親正好在這兒，于是就被聘為教授。我父親開兩門課，一門是哲學概論、一門是教育哲學，當時在三江鎮的學生大多是文學院和師范學院的學生。上課的地點就在我們家，我們住在總務長何春帆的家里（他是當地人，有房子）。怎么上課呢？沒有課室，一個床板做黑板，幾個條凳，一個星期一兩次課，我就幫忙搬凳子，學生不到十個人，我父親也照樣認認真真地給他們講課。
       很多教授也逃難到這兒，記憶中，有鄧植儀、盛成、周郁文、葉述武、鄒儀新、岑麒祥、張葆恒、薛祀光等等。老師們在三江鎮上課，都是把學生叫到家里，或在公共場所借一個地方，今天在這兒上，明天在那兒上。當時上課的學生很少，大概都是十個不到。有時候只有一個人，但教授也照樣開課。逃難到這里的教授們，有時來我們家，與我父親縱論天下大事，我大概13歲吧，就經常聽老教授們議論國家大事。
       梅龔彬教授在三江鎮，還開了一次講座，在一座基督教堂里面。當時德國人已經投降了，他就講了一場“歐戰結束后之太平洋局勢”，很多人去聽，大家都很關心，因為這牽涉到很多人的命運。他的觀點是，日本肯定會完蛋，但他還不能肯定日本人還會不會在中國土地上垂死掙扎，我們會不會血流成河。因為日本人提出了“一億玉碎”的口號，當時日本有一億國民，一億玉碎就指一億國民全部戰死，也不投降，為國盡忠。如果真的那么做了，后果很嚴重的。
       我們在三江這地方暫時還能平安無事，但四面八方都給日本占領了，那時日本軍甚至打到廣西、貴州，逼近重慶了，很危急。我們這地方要是日本人真想來，他們也隨時能打過來，我們隨時準備著日本人來就要跑，所以內心還是很惶恐焦慮的。某天半夜，突然有人敲門，說有一批日軍從湖南下來，正向我們這兒前進，必須馬上轉移。于是我們立馬起床，穿好衣服，準備逃難。逃到瑤族居民的山寨去，想著瑤族人很兇狠，日軍不敢進去。但到底日本人什么時候來，根據什么情況轉移，心里也沒有底?？倓臻L何春帆就有辦法，因為他從坪石突圍時，帶來了一隊校警，他們有槍。他立馬把校警隊長找來，說：“現在我命令你馬上帶校警隊到鹿鳴關守著，那里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日軍來三江必須經過那個地方，你們要盡量在那里拖時間?！毙＞犻L說：“我們這幾十個人，憑著幾十條槍，起碼可以抵抗一陣子，你們一聽見密集的槍聲，就馬上過河，往瑤族山上走，如果我們戰死了，你們就在這兒給我們建個紀念碑吧。”我當時在旁邊，聽到了，很感動。中大校警隊這個事跡，很少人知道，都沒有人講起，但應該要讓大家知道。最后日本人沒有來。后來聽說他們繞道往廣西去了，沒有經過連縣三江的范圍，于是我們有驚無險渡過難關。
       中大部分師生在教務長及總務長的帶領下，來到連縣三江是安全的，但另外從坪石往東邊去梅縣轉移的學生，就比較不走運了。他們半路上遇到日本人。當時的中大附中，和今天的中大附中不一樣，那時的附中與中大關系很緊密的，也在坪石。他們的學生在校長和老師的帶領下，沿著湖南邊境朝東轉移，有一支幾十人的隊伍在半路上遇到日本兵，日本兵馬上用機槍向他們掃射，當時就打死了兩個同學，有一個還曾到我家里坐過。還有一個老師，在逃跑時被日本兵追上了，也被打死了。其余沒有打死的，都被日本兵抓去做苦工，后來才陸陸續續逃跑出來。這是中大歷史上很悲慘的一件事。幸好許崇清的兒女，我的哥哥和姐姐，他們也在坪石上學，他們也逃出來了，從坪石坐火車往南去樂昌縣城。當時的火車一靠站，人們都往上爬，裝滿人就跑，能走多遠就多遠，朝著樂昌縣城開，那時日本兵還沒有打到那里。我的父親一直很擔心他們，一直沒有他們的消息。我的一個姐姐在中大農學院念書，她沒法拿行李，身上穿了13件衣服跑。火車一到樂昌，槍聲就已經響了，人們一下車就跑了。恰好當時我們有一個親戚，在樂昌縣城當縣長，我的哥哥姐姐們一下車就去找他。他帶著他們往深山跑，是紅軍長征曾經過的地方，你想想有多苦。他們逃到山上躲起來，一直沒有跟我父親聯系。躲了不到半年，有國民黨的軍隊經過，就跟著他們走，穿越封鎖線，回到連縣三江，與我父親匯合，家族才團聚。
       這個時候已經是1945年的春天了，日本人的失敗已經成了定局。歐洲戰場上，希特勒被擊潰得差不多了，太平洋戰場上，美軍也高歌猛進。在中國大陸，日本人會不會垂死掙扎？如果有，那就還有一場血戰，我們都很緊張，但唯有等待。到了8月，大概是8月9日晚飯以后，我家里有個手搖的軍用電話，響了起來。我爸拿起電話，對方問：“你是許老嗎？告訴你一個好消息，蘇聯對日本宣戰了，紅軍打到東北了！”這是一個很大的消息，因為美國向日本投了原子彈，雖然我們對原子彈沒有概念，但蘇聯參戰，這個意義我們是很清楚的，蘇聯切斷了日本的后路，絕對是給日本的致命打擊。我們知道日本要完蛋了，戰爭很快就要結束了。8月15日吃完晚飯，突然電話又響了，我父親好像有什么預感似的，他馬上沖上去拿起電話。電話是從縣城那邊打來的，消息千真萬確，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那個時候，真的沒有比這個再大的消息了！父親掛了電話，把家里人聚集起來，吩咐我們去通知三江的中大老師這個消息。我和我的兄弟、及何春帆的孩子，拿著油燈，打響大臉盆，跑到街上去，大喊：“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那時中大理學院有一個很有名的教授叫張作人，我們常常到他家里坐的。我們跑到他家說：“張教授！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日本投降了！戰爭打完了！”他的太太立馬從屋子出來，非常激動地喊：“是嗎，真的嗎？”我們又跑去另一個教授家，外語系的系主任張葆恒，他也住在我們附近，我就告訴他，日本投降了。他的女兒和我是小學同學，一激動，說成了：“爸爸投降了！”一下子這個消息就在三江鎮傳開了。我們還沒回到家，整個鎮都放起了鞭炮，步槍、駁殼槍往天上開，把天空都點亮了，一直打到半夜。我媽媽聽著那些人打槍，說：“沒關系的，打完仗了，子彈不值錢的！”到了十月份，我父親就帶著我們，也關照了一些中大人，陸陸續續地回到廣州。8年抗戰的流亡生活就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