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地處粵北山區的廣東省樂昌市坪石鎮三星坪村天氣悶熱，但74歲的秦選英的老房子卻很清涼。老人從柜中拿出花生、糖果招待記者一行。這位老人相信，75年前，當她的父親來到這個粵北小鎮時，也一定受到了當地老百姓同樣熱情的接待。
　　1940年8月，因廣州淪陷而西遷至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學，在代理校長許崇清的帶領下，遷至廣東省北部的樂昌坪石鎮。秦選英的父親作為中山大學的一名校醫，是1700多人的回遷大軍中的一員。秦選英出生在父親來坪石的第二年，在她兩歲時，父親將她送給了當地百姓撫養。盡管她此后再未見過父親，但她始終生活在父親曾經短暫停留的地方。
　　當時的中山大學以村為單位，在坪石鎮周邊分散辦學，村民對中大師生充滿了熱情。由于缺少房舍，很多中大的教師都借住在村民家。出生于1932年的朱蘭修家當時就住進了工學院的一對年輕教師夫婦。
　　“我經常去中大老師的住處玩，還喜歡去他們上課的地方。”朱蘭修的兒時回憶是愉快的，“中大的老師和學生很愛護小孩，還鼓勵我們上學，給我們準備好書本、鉛筆，免費教我們讀書寫字。”
　　上課的地方是竹棚。中大的師生們用杉樹皮做屋頂，用竹片釘起來做墻壁，搭建起了學生宿舍和中大教室，這樣的竹棚占據了武江兩岸的山頭，山間是瑯瑯讀書聲。
　　除了日常教學，中大的師生們還會幫村民收割稻子。賓主不分，其樂融融，吃一樣的青菜、咸菜和辣椒，同在武江里洗澡、洗衣服。
　　沒有人談論條件的艱苦。當時剛剛從中大文學院畢業的羅忼烈，這樣描述他眼中的中大：“自成村落，兩兩三三溪一角，犬吠牛鳴，四面青山作畫屏。土階茅屋，種得桑麻衣履足，寄語淵明，不僅桃源可避嬴。”
　　苦中可作樂，困境亦坦然，唯治學初心不改。許崇清大力提倡學術研究，聘請了哲學家李達、民俗學家鐘敬文、經濟學家王亞南、法學家梅龔彬、戲劇家洪深等著名學者來坪石傳道授業。其間，王亞南在坪石創辦了《經濟科學》雜志，撰寫了《中國經濟原論》；陳寅恪于戰火中赴坪石，與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師生們談古論今……為了促進教學和學術活動的發展，中山大學創辦了《中山學報》。
　　武江兩岸，歌聲不斷。當時，中山大學聚集著馬思聰、黃友棣等音樂家，他們在坪石創作了數十首抗戰歌曲，黃友棣的一曲《杜鵑花》更是傳遍后方和前線。
　　“哥哥！你打勝仗回來，我把杜鵑花插在你的胸前，不再插在自己的頭發上。”
　　和《杜鵑花》里的“哥哥”一樣，不少學子也走上前線。
　　1944年6月，長沙失守，日寇沿粵漢鐵路進逼廣東。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幫助下，中山大學近200名學生通過淪陷區或封鎖線分批到達惠東寶抗日根據地，參加了東江縱隊。經過訓練后，這些投筆從戎的中大學子被分派到各地的作戰部隊和地方民主政權機關中，從事軍事、政權建設和發動群眾工作。
　　然而，黎明之前的黑暗向南中國侵襲。1945年1月，日寇進犯粵北，坪石被圍，中山大學不得不再次遷校，結束了在坪石4年5個月的辦學。
　　這次遷徙是慘痛的。中山大學工學院部分師生來不及突圍，自殺殉難，中山大學附中部分師生在途中遭日寇殺害。此外還發生了多起沉船事故，近百名師生員工罹難。
　　“當時走得很匆忙，除了書，衣服、箱子都沒帶走，留給了村民。”朱蘭修至今還保留著中大老師留在他家的一個竹編的小箱子。箱子落滿灰塵，銅鎖已壞，但關于中山大學那段歲月的記憶卻未生起灰塵，也沒被鎖住。“我很懷念那些老師和學生，他們當時也很喜歡我們。”朱蘭修真誠得就像孩子。
　　秦選英也試圖擁有朱蘭修那樣的回憶，但苦尋而不得。“也許我父親有重要的任務，也許他也上了戰場……”這位一直期盼從中山大學的記憶中尋找到父親的老人，如今子孫滿堂，不再去設想。但她曾經設想過，如果見到父親，她會把杜鵑花插在父親的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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